古文译读 虎丘记 袁宏道

虎丘记

明代：袁宏道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虎丘离城约七八里路，这座山没有高峻的山峰与幽深的峡谷，只不过因为靠近城市，因此奏着音乐的游船，没有一天不到那儿去。凡是有月亮的夜晚，开花的早晨，下雪天的黄昏，游人来往穿梭，犹如织布一样，而以中秋最为繁盛热闹。

每到这一天，全城闭户，携手并肩而来。上至士大夫乡绅、大家妇女，下至贫民百姓，全都涂脂抹粉，鲜衣美服，重重叠叠地铺设席毡，将酒肴摆在大路边，从千人石一直到山门，如梳齿鱼鳞般密集相连。檀板聚积如小山，樽罍似云霞般倾泻，远远望去，犹如成群的大雁栖落在平坦的沙滩，彩霞铺满江面，电闪雷鸣，无法具体描绘它的形状。

刚开始安设筵席时，唱歌的人成百上千，声音如团聚在一起的蚊子，没法分辨识认。等到分批安排，争相以歌喉比高低；雅乐和俗乐各各陈献后，美和丑自然区别开了。不多时，摇头顿脚按节拍而歌的，只不过几十个人而已。一会儿，明月升到天空，月光照在石上犹如洁白的绢绸，所有粗俗的歌曲，不再发出声响，跟随着唱和的，只有三四个人。一支箫，一寸管，一人慢慢地打着歌板唱着，管乐伴着歌喉，声音清脆浏亮，使听的人深受感动。

等到夜深，月亮西斜，树影散乱，于是连箫板也不用，一个人登场，四围的人屏住声息，声音如细而直上的毛发，响彻云端，每吐一字，几乎拖长达一刻之久，飞鸟听了为之回翔盘旋，壮士听了感动得流下眼泪。

剑泉深得无法测量，陡峭的岩石如斧削一般。千顷云因为有天池等山作为几案，山峰峡谷，争奇斗秀，是请客饮酒的好地方。但是过了中午便阳光逼人，不能久坐。文昌阁也不错，晚上林中的景色尤为迷人。朝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没有遮拦，仅仅远远望见虞山，如小小的黑点。堂荒芜已经很久了，我和江进之商量修复它的办法，想在里面供奉韦应物、白居易等人，但不久生了病，我既然已经辞了官，恐怕进之的兴致也消尽了。山川的兴旺和荒废，确实有它的运数啊！

在吴县作了两年官，登虎丘山六次。最后一次和江进之、方子公一起登，坐在生公石上等候月出。唱歌的人听说县令到来，都躲避开了。我因此对进之说：“做官的横行气盛，衙役庸俗粗野，是多么厉害呀！以后不作官了，有不在这石上听歌的，有月亮为证！”现在我有幸得以免去官职客居吴县，虎丘的月亮不知道还记得我的话吗？

注释

万历二十三年(1595)作者曾任吴县令，期间,六次游览虎丘。万历二十四年，解职离吴前，留连虎丘胜景，写下这篇描写吴中民俗的散文。虎丘，苏州名胜之一。相传春秋时吴王阖闾葬在这里，三日有虎来踞其上，故名。

蔀(pǒu 部)屋：草席盖顶的屋子，指穷苦人家昏暗的屋子。这里指贫民。

云：像云一样。

雷辊：车轮转声，这里指雷的轰鸣声。

瓦釜：用黏土烧制的锅，这里比喻粗俗的歌声。

竹肉：这里指箫管和歌喉。《晋书·孟嘉传》：“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千顷云：山名，在虎丘山上。

江进之：江盈科，字进之，桃源（今湖南桃源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时任长洲县令。著有《雪涛阁集》。

韦苏州：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

赏析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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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人物生平

科场失意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六日，袁宏道生于湖广荆州府公安县长安里（今湖北公安），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诗文。袁宏道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组织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而卓然独立。

为官地方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游览著述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

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

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

北上进京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

潜心文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 。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终年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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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学概述

明王朝统治时期，封建制度趋于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种社会特点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在前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条件的影响卞，明代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学的发展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约百年间，为明代文学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是明王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加强边防的时期。朱元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招抚流亡人口归乡垦荒、减免摇役赋税、兴修水利、开展军屯等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措施，又实行解放工奴、减免商税、扶持工商、惩办贪污等恢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的措施，收到了积极效果.为加强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和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把军政大权总揽于一身。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削弱藩王势力，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朝廷.对知识分子实行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措施，设文华堂，编撰大型类书，以广储人才为名，行控制文人之实，把文人精力吸引到典籍整理方面。实行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促使文人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言，使他们的兴趣才智被禁锢在八股文的栓桔之中。提倡程朱理学，对有字逆思想的文人实行镇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惨遭迫害.这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使明初文人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针砭现实，造成明代前期文坛的黯淡景象.

怎样概述明代文学？

明代历时300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其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

明代前期从开国到正德年间，有150年时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从恢复、发展到出现比较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

《三国志演义》既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描绘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种种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向背。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形象丰富，人物性格鲜明，艺术成就突出。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宋时期宋江等36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根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和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为基础，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综合性再创造而完成。作品艺术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群像，不仅展示了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燎原之势，也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作品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其中12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总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文坛比较沉寂。统治文坛90年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他们的作品大多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之作。起来反对台阁体的先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者的诗文能托事感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杂剧、散曲和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小说创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后期从嘉靖年间算起，小说、戏曲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现了数量多、题材广的繁荣局面。同时，诗文也发生变化。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由于能直接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其语言通俗、浅近，被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曲方面，有优秀的南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代表作；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戏曲、世上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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