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译读 徐文长传 袁宏道

徐文长传

明代：袁宏道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帘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皆曰：“如命。”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赏析

徐渭（xú 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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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时号"三袁"，被称为"公安派"，宏道实为领袖。他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

①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

公安三袁塑像

公安三袁塑像

随时变。他在《与江进之尺牍》中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唯识时之士，……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为此，他强调文学要随时代而变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

②文随时变的目标是存真去伪，抒写性灵。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叙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点是"真"，并指出"真"就是"直写性情"。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袁中道诗歌的评论，强调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就形成"性灵说"，是公安派文论的核心。

③所谓"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又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他说的"性灵"，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动，是下意识的直觉。它与李贽的"童心说"极为接近。

④他认为民间的通俗文学正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而加以推崇。他在《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等文章里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总的看来，宏道的文艺思想颇为复杂，他的"性灵说"，比其兄宗道的"学问说"影响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缚，扫除前、后七子拟古文风，变粉饰为本色，变公式为率真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灵"，无视社会实践和思想理论对创作的决定意义，对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晚期文风，产生了消极后果。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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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学概述

明王朝统治时期，封建制度趋于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种社会特点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在前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条件的影响卞，明代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学的发展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约百年间，为明代文学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是明王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加强边防的时期。朱元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招抚流亡人口归乡垦荒、减免摇役赋税、兴修水利、开展军屯等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措施，又实行解放工奴、减免商税、扶持工商、惩办贪污等恢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的措施，收到了积极效果.为加强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和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把军政大权总揽于一身。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削弱藩王势力，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朝廷.对知识分子实行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措施，设文华堂，编撰大型类书，以广储人才为名，行控制文人之实，把文人精力吸引到典籍整理方面。实行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促使文人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言，使他们的兴趣才智被禁锢在八股文的栓桔之中。提倡程朱理学，对有字逆思想的文人实行镇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惨遭迫害.这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使明初文人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针砭现实，造成明代前期文坛的黯淡景象.

怎样概述明代文学？

明代历时300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其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

明代前期从开国到正德年间，有150年时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从恢复、发展到出现比较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

《三国志演义》既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描绘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种种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向背。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形象丰富，人物性格鲜明，艺术成就突出。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宋时期宋江等36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根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和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为基础，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综合性再创造而完成。作品艺术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群像，不仅展示了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燎原之势，也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作品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其中12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总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文坛比较沉寂。统治文坛90年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他们的作品大多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之作。起来反对台阁体的先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者的诗文能托事感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杂剧、散曲和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小说创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后期从嘉靖年间算起，小说、戏曲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现了数量多、题材广的繁荣局面。同时，诗文也发生变化。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由于能直接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其语言通俗、浅近，被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曲方面，有优秀的南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代表作；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戏曲、世上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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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的文学成就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纚纚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其艺术特色是：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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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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