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往事：被“历史问题”困扰的晚年

2020-04-10 17:04:01
来源：遍地文学作者：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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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美皆1978年4月，中央决定给“右派”摘帽。之前，丁玲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并开始在陈明帮助下，给组织部长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丁玲平反是1978年7月，但在4月20

撰文：李美皆

1978年4月，中央决定给“右派”摘帽。之前，丁玲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并开始在陈明帮助下，给组织部长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丁玲平反是1978年7月，但在4月20日，中央做出“摘帽”决定半个月之后，陈明便已携带丁玲的申诉材料来到北京找胡耀邦和王震。他们都很重视，中央组织部一度打算让丁玲和陈明到太原居住。但是丁玲不愿意定居太原。还是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就在这期间，丁玲从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看到林默涵的《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文中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FAN党和FAN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丁玲在写给儿子蒋祖林的信中说：“林副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FAN革命，便于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

晚年丁玲

7月24日，丁玲写了三封申诉信，分别给胡耀邦、中央组织部和副总理王震。

给胡耀邦信中，提到了对《人民文学》第五期林默涵文章。给中央组织部信中还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学习毛选五卷辅导材料而写的名词解释中仍说我‘隐瞒历史，混入延安’。”看来，她对当前关于自身的负面话语极其敏感和介意。

给王震的信中说：“最近我在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在宝泉岭写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垦区生活，如在眼前。……我曾在几个农场从许多转业干部口里听到过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时没有条件搜集这些，仅有的一些摘录、日记，也都在运动中失散。”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做了给胡乔木、邓力群的批示，提到当初把一些文艺家“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并特别提到：“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

王震提到周扬，显然是希望周扬不要再成为丁玲、艾青落实政策的阻力。提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件，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中国式的政治人情思维。王震的意思是：看在他们有毛主席的亲笔信件的份上。王震不会不知道，丁玲、艾青打成右派是毛亲自批示过的，但他仍然觉得，毕竟他们曾与毛有过正面的关系。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思维，好比皇帝碰过的东西都有“御”的意味，轻忽不得。或许这就是有人拼命想跟领导人留下合影的心理因缘。徐庆全分析：王震确实极其严肃地将丁、艾有“毛主席亲笔信件”当作可以解决丁玲问题的一个最好借口。

周扬

9月和11月，丁玲又两次给中组部写申诉材料，对于历史问题，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上文提到的明显反映出丁玲苍老心态的9月17日中秋节的日记、9月28日给西北战地服务团老友洛兰和马寅夫妇的信、10月8日的日记，就写在这个期间。

但是从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去太原的事也搁了下来。……一切消息杳然。可能还得在嶂头村过一个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也谈到这个过程：“‘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从报纸上先后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谈鲁迅《悼丁君》的诗，文章里边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还有一篇文章，也是解释鲁迅的《悼丁君》诗，他的结论是，鲁迅在诗里边痛斥丁玲变节。此外，《解放军报》刊登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词条解释，其中关于丁玲、冯雪峰的注释，仍然沿袭旧说，说成是右派FAN党集团。我们感到，这几篇文章不是孤立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

陈明也提到林默涵的文章，而且，把这篇文章与周扬的“笑谈历史功过”的访问记联系起来，认为：“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啊，很困难啊，有一些人不同意啊，我们就得到这样的印象：有人并不希望我们回到北京。其实我们也并不想回北京，不想再回到文坛里去。”

陈明（左）和丁玲

1978年9月，陈荒煤为一篇关于左联的文章派《文学评论》编辑蔡恒茂到山西来找丁玲求证，同时告诉丁玲，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短篇小说选，里面打算收入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陈荒煤还带来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在北京办的，尽管来信。”陈明回忆说：“从陈荒煤的信里，我们自己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丁玲不可能回北京了。信上说我们有什么需要就可以给他去信，那不就是说我们要老在这里呆着了？……我们还是想要回北京，为什么想回北京呢？就是有点不服气，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们就不能回？好像丁玲的罪状大得很，就是不能回北京？我们就是这样的思想，赌气非回北京不可。这是个斗争，是个策略。于是后来我们就向中组部提出来，丁玲身体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从陈明的讲述中，可以发现长期受虐者的过敏和过激倾向，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受虐狂情形。比如，陈荒煤托人带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打算收入丁玲作品这个好消息，他们会放过，却从陈荒煤的一句“有什么事需要我在北京办的，尽管来信”的善意的话中，搜索出了暗示他们将不能回京的信息，这是何等牵强！至少，当时他们还没有回北京，这种善意是完全成立的；再说，陈荒煤也许只是出于人情客气而已。这种过敏和过激，在丁玲和陈明的晚年持续出现，左右了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和判断。丁玲去世之后，陈明接近于老年痴呆时，看着电视，还会怀疑有人要来加害丁玲。陈明后来的老伴张钰说：“唉，他脑子不清楚了。医生交待过，千万不要让他回忆过去。有一回，电视里播放赵本山的小品。他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他们又在搞动作了，他们又要整丁玲了。”

从大的层面去理解，这就是极左政治、极权主义与宗派斗争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张光年日记中特意注释了自己得知“四人帮”倒台时的心态：“这特大的喜讯，当时高兴得不敢轻信，日记上也不敢直书，实在可笑！……这才清楚了，然而日记上还是不敢明记！十年来长期充当‘牛鬼蛇神’，把人吓成这样！这难道不是社会生活的异化吗？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

当时的客观形势仍然令人过敏：在两个“凡是”的主宰下，历史走势并不明朗。正如学者王尧所分析的：今天理性地审视“新时期”文学就不能忽略从“文革”到“新时期”的过渡，从1976年到1978年这一过渡期可以称为“前新时期”。即使到了1978年底，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认识仍然有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存在于“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界的重要人士那里。王尧更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研究者，对知识分子由“文革”到“新时期”的思想历程，描述与分析都失之于粗疏和一般。

在所有让丁玲和陈明敏感的事情中，最坏的一件是周扬的“两点论”。原来，朋友罗兰好心建议，平FAN的事可以去找找周扬。蒋祖慧便于1978年夏天去找了周扬，周扬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以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她明白，周扬所说的污点，还是指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

关于这个“两点论”，丁玲和陈明反复提到。丁玲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陈明接受访谈时说：“丁玲在晚年还是注意维持和周扬的关系。……但他对丁玲的态度并没有多少好转。丁玲的女儿去见他，他说：现在你妈妈的历史疑点可以排除，但污点还是有的。”以至于丁玲去世后，陈明都不同意把周扬列入治丧委员会，理由之一是：周扬解放出来以后，祖慧去找他，问到丁玲的问题，他说：“你妈妈历史问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污点仍然存在。”“疑点”可以排除是指：不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写申明书不作叛徒认定。“污点”不能排除是指：与叛徒同居，有孩子为证。

据《丁玲年谱长编》，是1978年10月16日，丁玲的女婿周良鹏对陈明讲了蒋祖慧和罗兰为丁玲事去见周扬的情况。原来是怕丁玲生气，不打算告诉的。陈明告诉丁玲之后，果然，18日夜1时许，丁玲胸痛，疑是心绞痛；19日，精神疲倦，不思饮食；20日，食无味，反胃；24日，因胸痛不止，怀疑食道有毛病。去医院透视，食道无问题。丁玲的身体状况，正是对周扬的“两点论”的反应。

周扬自己也挨过整，想不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对丁玲还是这个态度。丁玲在日记里说：“可见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都是洛兰（按即罗兰）一片好心。”祖慧去找了中组部，问中组部对丁玲要求进京看病的意见，答复说，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说：“……如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我是无法住在祖慧那间小屋子的。我将愁死。”

1953年，全家合影。前排丁玲（左）、蒋祖慧；后排蒋祖林（左）、陈明。

1978年10月，中央决定对于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实行改正。“摘帽”与“改正”完全是两种性质，前者的右派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摘掉帽子；后者的“右派”属于错划，应予平反改正。丁玲的右派帽子虽然已经摘掉了，但右派问题并没有得到改正，如果能够把右派问题彻底解决了再回北京，那才算荣归，这样回去还是不够光彩。

丁玲的问题光坐在家里等是不行的，现在阻力还很大，应该到北京去活动，找人做疏通工作。11月30日，陈明动身进京。

12月，丁玲在山西，和在京的陈明通过书信沟通情况，商量对策。14日晚上丁玲给王震写信，提出想再去北大荒。又给陈明写信说，“我对这事考虑了两天，决定这么办，自然还得先同你商量。这样办有几点好：一、实际也是催胡。二、我们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来，将有收获，可以写五六篇短文……”16日，又给陈明写信说到为什么想去东北，因为可以写王震，而“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艾诗人（按指艾青）这点是对的，鸭蛋爸爸（按指罗烽）就相反，白（按指罗烽夫人白朗）则自找苦吃，我们要向前看。你我的身体也不是那样坏嘛，还得打江山，不能吃老本，何况现在还无本可吃，本还不知在哪里？我若从东北回来，就不会再回这里老家了，我们找一间房子就行。不安家也很好嘛。那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听到：“先做工作再说。”我们还要有这股劲）你可在我的信（指丁玲给王震的信，要陈明寄的）加上要写过去开垦的艰苦，要写大人物。22日致陈明信中再次提到：你知道吗？这是一着棋。是以退为进的。去一趟也仍是好的。将将自己的军，能写一点短文也是好的。

李向东、王增如认为：“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徐庆全也认为这是策略。

这些信都是丁玲家人提供的。一向维护丁玲形象的陈明，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顾虑“为亲者讳”的问题。去北大荒，在那些想象的“阻力”面前争取主动，感觉上是棋高一着。丁玲似乎已经深谙政治世故了，而事实上，那是没必要的世故，她此时的“改正”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些阻力，完全不必“庸人自扰”。她的紧张焦虑杯弓蛇影想象先行，很大程度上还是长期受虐留下的后遗症。

另外，丁玲想通过写王震来争取他为自己说话，也是多余的考虑。王震就算要为她说话，也不会是出于这个原因。高瑛写道：王震是艾青的“大救星”，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但是，王震在北大荒和新疆都给了艾青一个禁条：不准写他！由此可见王震对这种权力与文学进行交换的态度。

对于丁玲的世故，有不同的评价。

一种是体谅：“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

还有一种是略带嘲讽：“因为傲而直，因为直而傲，是丁玲给所有人的印象，也是她几十年行走文坛、闯江湖一贯不改的风貌和个性标志。但是，命运的播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同时，也丢掉了直快。……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身在僻壤的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她什么，年过七旬，流落在外二十年之久，病痛缠身，老境益增，还不得不为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日夜焦虑、失眠……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景况，只会让人辛酸、慨叹罢了！”

虽然论者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允，也说“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她什么”，并对她的境遇给予体谅。但是，从耍“心眼儿”和“巧为布置”这样的措辞，还是不难看出对丁玲不以为然和嘲讽的态度。

类似的不以为然和嘲讽的态度，在其他论者笔下也见到：“她还在风云多变的环境中，积累起了琢磨领导心思、讨领导高兴的“经验”，并向自己女儿作了传授。就在她写完《辩正书》（注，1956年为“丁陈小集团”申辩）的当月，得知女儿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入党，她让女儿“最好给舞蹈团和舞蹈学校的负责人写封信，告诉他们你已经被批准入党，并且向他们感谢培养你教育你，并且说你一定不辜负他们。……你的信会使他们高兴和满意的，他们正希望你这样。”这自然也可以看作丁玲对女儿的关心，但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对于丁玲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进步。”

全国文联张家口分会成立大会，丁玲讲话。

论者在最后这句话里，为自己的不以为然打了一个圆场，实际上却是更大的不以为然。

丁玲晚年的确变得比以前世故了。她早年读书时毫不含糊地表达对舅舅家和某老师的不满，但她晚年给孙女的信中谈自己的早年读书状况，却完全抹平了棱角。同一叙述客体，在其早年叙述与晚年叙述中，却好像是不相干的两码事。原因就在于早年的丁玲与晚年的丁玲，俨然不是同一人了。似乎早年怎样缺乏世故勇往直前，晚年就要怎样弥补世故谨慎有加。

即便如此，丁玲仍然是很没城府和不够世故的，很大程度上，她失败就失败在这方面。但在被动自保的情境之下，偶尔的一点实际上仍属低层次的世故，却被责之不该有。这样的世故和手段，在压制她的人那里，是何等丰富多彩！他们不就是以此来对她进行压制的吗？却不见得被责备，或许还被奉为政治家的智慧。而在她，稍具一点，就是庸俗可鄙了。这个社会似乎不鼓励人做单纯正直的人，因为，越是单纯正直的人，被使用的评价标准越严苛。这必然导致：越是单纯正直的人，越必须更加单纯正直；越是不单纯正直的人，越可以更加不单纯正直。这跟越是知耻的人经历的羞耻越多是一样的逻辑。撇开别人的具体处境，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赤子情怀去榨别人皮袍下面的“小”，其实是一种虚伪的“正义”和“高尚”的不人道。

步入老年的丁玲也是想超脱的。1978年12月10日，她在给陈明的信中写道：“这几年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我，总还是脱不了那另一个四人帮，或三人帮、五人帮等干扰。要同他们斗，也要甩掉他们，你看是吗？……”12月17日，致蒋祖林李灵源的信中也说：“我们虽不仇人，但人仍仇我，奈何！……”

对周扬，因为“两点论”所带来的伤心和愤怒，丁玲先前给陈明的信里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这些人还是阻力。”之后，12月21日信里却又说：“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谈话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态度。对老熟人，我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都可以谅解，其实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对我们也还是怀念的。”

用“周伯伯”来指周扬，一是沿用来了子女对周扬的叫法，二是隐晦。陈明1978年在北京为平FAN事奔波时，给蒋祖林夫妇的信常用隐语，比如以“看病”的一套语言来代指“平FAN”事——倒也有相通之处，都是治疗政治、人生和命运的疾病。可见他们有多么谨慎！这也是长期受虐留下的后遗症。对周扬的态度，丁玲是何等曲意为之！首先是为“两点论”而伤心愤怒，但奈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况且也不愿继续结怨，所以，还是按捺情绪，说服自己对他示好。可是，内心亏损过多，自己又难以承受，于是，最终用“同情”的解释来挽回内心的平衡。

丁玲自以为聪明的“机心”，以及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过度阐释、过度反应，确实有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但更深层次的感受应该还是悲悯——从他者的人性损伤中看到人类性的伤，在人类性的伤里面包含着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自己的伤。万物即我，我即万物，悲悯来自于这样的博爱情怀。

被批斗的丁玲

1978年12月10日，丁玲致陈明信，要他在北京“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我们二十来年都在底下，我们带有泥土气，就是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们长时期受压迫，但要有一种抗压的味儿，我们是直的、硬的，不是曲的、软的。”被特别强调的往往都是处于弱势的，丁玲强调“不躲人，理直气壮些”、“要有一种抗压的味儿”，实际上渗透出来的恰恰是内心的畏葸与脆弱、不抗压；强调自己是“直的、硬的”，实际上恰恰是自己所担心的“曲的、软的”。这只不过是语言对内心的可怜的找补罢了。

丁玲还不停地给自己给陈明打气。12月10日给陈明的信中还说：伯夏，什么叫朝前看，就是要有雄心壮志。12月16日给陈明信中又说：“你不要老考虑我的身体，现在有条件了（比过去总好嘛），还要争取条件。让一切都服从于写作。至少还可以写十年吧。”12月21日给陈明信中说，“我现在只想什么呢？还是上信所云。要发奋有为，要振作精神，要写。”

可是，1977年1月，蒋祖林来嶂头村看望，丁玲告诉他《在严寒的日子里》一九七七年的创作计划，说：“如能每月保持一万字，则年底可得二十万字。如能突击一点，或可得二十二三万字，再多就不行了。我自己有时也嫌我写得还是慢了些，但要真正写成点东西，实在不容易。曹雪芹那八十回写了十年啊！以我现在的年龄、生活条件，大约能写成这样，也仍是拼命努力的结果。”（《在太行山下的日子》）1977年4月20日，丁玲致蒋祖慧周良鹏信中说：“我最近一个月来全体力量在修改中间的几章，叔叔也帮我修改，仅其中一章，反复写了四次。现在还是落在叔叔手里，做最后的修改。”1977年10月9日给蒋祖剑信中说：“说老实话，写点东西，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腰痛，多写一点，手腕痛。想多了，就失眠。”1977年11月7日给蒋祖林信中说：“原计划二十万的，可以说落空了。”1977年11月29日给蒋祖剑信中说“……稍微久坐看书或想点东西，就心烦。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现象。而且我感到无法控制自己。……使我心急的就是不能工作。我已许久没有写了。”

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如此艰难，身体精力如此不济；一年之后，为平反，打算写北大荒写王震，却变得如此豪情万丈了，真可谓“鼓起余勇”。原因就在于，为了自己的平反，可以不顾一切。这是一个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交换，文学是作为实用性手段来使用的，能够保证多少文学的创造性，是根本不消说了。而《在严寒的日子里》，至少从出发点来看，丁玲还是作为文学创作来对待的。

经过努力，终于有了好消息，中组部同意丁玲回北京治病。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来到北京。

二十年前离开北京时，是憋着一股气儿走的。现在回来时，却什么都没有了，只求回来就好。

1979年2月下旬，丁玲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进行全面身体检查，被怀疑患有乳腺癌，医生主张马上手术治疗，她要求推迟手术时间。

丁玲推迟手术时间是为了争取写作条件，在读者中亮相。由此可见，她把这个亮相看得何等重要。

3月15日，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第三期发表了丁玲的《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这是自1957年“反右”之后以“丁玲”署名的作品头一次公开发表。那本是一封普通私人信件，不是供发表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它的作者。后来丁玲说：“当时他们发表这封短信，不能不说是冒了一点小的风险，冲了一下禁区的。我对他们是怀着异常的感谢之情的。”

但是，这个不能算正式亮相，丁玲正式的亮相之作是《杜晚香》。

尽管觉得《杜晚香》写得不够理想，但后来因为平反不断受阻，终于促使丁玲决心把《杜晚香》拿出去发表。这时，丁玲想到的就不仅是向相隔二十多年的读者表露自己的创作水平了，还添加了一层为平反创造条件的用意。丁玲所以执着地要首先发表《杜晚香》，也有绕开当时执掌文坛权力的周扬等人，向政界领导寻求帮助的考虑。《杜晚香》所描写的北大荒垦区，曾是王震管辖的范围。……1978年7月24日，丁玲在给王震的信里，就说到“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现在写完发表，既是实现对王震的承诺，当然也隐含着继续向王震求助的希望。

《杜晚香》的面世，对于丁玲来说，实际上是以文学面貌出现的政治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