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能否被超越？

选自刘浦江：《正视陈寅恪》

《读书》2004年第2期，第91-99页

在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

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

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

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满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

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辞时，也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作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

陈寅恪先生

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

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

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让人看了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象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至。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象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止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决不是枝末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经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的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

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京西大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