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想起他，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 张枣十年祭

2020-03-08 18:56:25
来源：遍地文学作者：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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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大地之歌》一开始就写到了那只鹤，十几架美军轰炸机逆着鹤的方向飞，于是，在想象的画面里，鹤也有一个朝它们逆飞的造型。张枣在上海的时候，我让他玩一个心理测试的游戏，要他依次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然后告诉他，他第一喜欢的动物代表自以为的形象，第二喜欢的代表别人眼中他的形象，第三种则是他本人真实的形象。

来源：凤凰网读书

2009年11月的上海，延安中路华山路的天桥上，一个身影缓缓地向上攀着。这阵子他咳嗽得厉害，咳得浑身痛得要命，但他还是到卷烟厂的门市部买了两条牡丹。作为诗人，他的写作速度在变慢，像是忘了自己会写诗。找不到写作的高兴感，烟就抽得更多。有时夜半独自喝啤酒，他会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几年没写诗了。

转天，他和朋友晚饭时又是一通大咳，他终于感觉有点扛不住了，只好提前离席。不久肺癌确诊，而且是晚期。一年后的3月8日4点39分，不满48岁的他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

今天是他十周年的忌辰。

这十年，他得到了比生前更多的注目。在一个诗歌已不再散发灼目光芒的年代，年少成名的他成了往日美好的一种象征，就像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肖全镜头里那张裹在格子围巾里略带忧郁的侧脸，而不会记得其中年的秃顶发福。

张枣

这样的注目大概绝不会是他所喜欢的，尽管他曾自信“五十年内没有人能赶上来超过我”，但在他心中“诗给诗人的唯一报酬就是诗”。对于诗人的归宿，他说过：我们就该用文字把自己藏起来，最终活成一个传说。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不再给予他任何多余的赞誉与定义了。他有他的快乐，也有他的寂寞，有他的颓废，也有他的雄心。他只是他——就像他每次面对陌生人时的自我介绍：

“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下面的文字是张枣好友、诗人陈东东的回忆与纪念，原稿收录于《亲爱的张枣》这本集子。在凤凰网文化的邀约下，他又进行了一些增补。

文 | 陈东东

这十年，很多时候我会忆起他，触景回想起他来最多。他是个好玩的人，我感觉没有比他更好玩的人了，所以在好玩和不太好玩的时候都会想起他。

这十年，世界变得更加不像样。诗人总是不满意现状的，其他人或也一样，张枣要是还在，会什么样子，可想而知。所以，假设现在要碰到他，我可能会对他说，离开也没什么不好……

“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心如暮鼓。 ”

1980年，张枣在四川外国语学院

我记得他说他第一喜欢的动物是鹤。他的自我想象里，的确越来越出现了一只鹤。这只鹤逆着飞，从西往东，他越来越频繁地返回中国。

2000年，张枣跟旅居荷兰莱顿的诗人多多一起，获得了首届“Anne Kao汉语诗歌创作奖”。这个简称“安高诗歌奖”的民间奖项，由五位写作实绩卓著、阅读品味严谨的诗人评委评出，张枣很看重这个奖。在柏林举行的小型颁奖活动中，他以一连串的发问来揭示自己的写作实践和诗学要点：

我们的美学自主自律是否会堕入一种唯我论的排斥对话的迷圈里？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追求是否要用牺牲传统的汉语性为代价？如何使生活和艺术重新发生关联？如何通过极端的自主自律和无可奈何的冷僻的晦涩，以及对消极性的处理，重返和谐并与世界取得和解？……也许答案一时难得，但去追问，这本身就蕴含了我所理解的诗歌本质。

2005年，张枣受聘到开封市里的河南大学任教，从此一多半时间都在国内。2007年下半年，他又正式进入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授，还在北京买了房子，尽管妻子和孩子还在德国，但张枣算是完全回来了。

1986年，张枣在德国

读张枣的文字和听别人谈论他带来的想象，跟真的认识这个人是不一样的。过去了那么久，这种距离和偏差已经很难说清，现在再回头说，估计很多记忆不确的地方会被想象填补，很可能想象的成份还会更多一些。

他那种馋嘴的样子，像是要用争分夺秒的饕餮补回过去十几年缺失的滋味。有一天我们从下午一直吃到深夜，酒足饭饱到不能再吃了才慢慢散步回去，路过一家还没有打烊的燕皮馄饨店，张枣放慢步伐，一会儿停了下来，他一定自觉不好意思，就现编了个理由说：“东东，我最近正在研究中国的馄饨……要不我们进去吃一碗吧……”吃大概是他觉得回到了中国的第一明证，也像是第一需要。他的舌头在德国有多么寡淡，他反方向的乡愁就有多么深重。

他到开封不久，我去看他。他带着我在雨后泥泞的小吃街转悠……同样在转悠的还有几条野狗。我跟他说：我们差不多就跟狗一样在到处觅食。他于是站下来，看着眼前疮痍的街景不动了。终于我们在一处昏暗的灯光下坐定，各吃了一笼包子。他说：“太便宜了，我很想在这里吃到贵一点的包子，但是没有，只有这种便宜的包子。”这话听起来，总像是还有个别的什么意思。

夜深临睡，张枣从冰箱里摸出啤酒，坐到窗前，在一片蛙声里沉浸。边喝着啤酒，他对我说：“就是这片蛙声……还好有这片蛙声……靠着这片蛙声，我们就可以过下去了……”

他初到开封，也蛮孤寂，尽管周边环境一定大不相同，但那种喝啤酒听蛙声的情境，还是能让我遥想当初他在德国的样子。他的发胖显然跟他喝啤酒有关。我还听他说过，在德国吃得那么胖只是因为吃得不好。翟永明碰到张枣，简直不能认出，说是只有通过门缝，才能看到他身上原先的那个张枣。

1983年，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在成都

新世纪以来，张枣的状况又有了许多变化。在图宾根大学任教数年后，他在德国不再有任教的机会，依北岛一篇短小的回忆文章所说：“2004年……他（张枣）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有了第一个儿子没几年，张枣又有了第二个男孩，经济负担加重了不少。所以，他回国教书，改善家庭经济是一大原因。

但那种乡愁，我想，才是更为致命的原因。可以说还未出国，张枣就有了回国的打算，尽管1996年阔别后“痛失中国”的感受形成了他的一种自我阻止（崔卫平悼张枣的诗里写到他曾说：“飞机一落地/见到破旧的北京机场/心就凉了”），但在当时的一个书面答问里，他还是说感到在海外“得不偿失”，因为他“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只是，后来，他那“该像一只蝉儿一样飞回去唱一唱”的设想并非没有被动摇。他即将回国时曾跟北岛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据北岛回忆：“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1999年，张枣与北岛在德国的合影

张枣的性格几句话是说不明白的，但他回国工作这件事，并不能仅从性格方面去看，实在有很多不得已。可是在我看来，并不存在回国毁了张枣这回事，何况那些年他也仍有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德国。至于诗人必须的状态，各人不会一样，同一个人各个时期、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间段也不会都一样。寂寞真是必须的吗?就算写诗需要寂寞，光有寂寞怕也不行。

回来后，张枣的写作速度的确放得很慢，而且越来越慢，到北京以后更像是忘了自己会写诗，以至于夜半独自喝啤酒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写不出，每次都被一种逼窄堵着，高兴不起来。”而对于张枣，“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他还把弗罗斯特拉来引证：“从高兴开始，到智慧结尾。”

每次回国，他似乎都奋力投入到声色犬马的漩涡之中，然而每次，从漩涡里挣扎出来便都是“丢失感”，是“痛失中国”的忧伤——2009年在北京，他碰到从北欧的孤单、寂寞、忧郁和压抑里一头扎进北京声色犬马漩涡的李笠，张枣说：“这是座文化沙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他在苏州的太湖边上也买了套房子，安排着生活，但他越来越没有可以写诗的那种高兴，而越来越写不出诗又令他越来越不高兴。

写不出东西或写得慢当然总会让作者不快，但要是真的写得很顺手，写得又快又多，对张枣这样的诗人又有多大意思呢? 实际上他原先写得也很少，他写到那么个阶段、那么个程度，渐渐写得慢，渐渐写不出，越写越艰难，越来越对自己写下的东西不满意，是对的。可惜的是他不能把他的那种减缓和烦恼继续下去了，他不能再写了。

也是2009年，秋天，我到北京他那儿去玩，他开口便说“生活没意思”，像是说德国“真是没意思呀”的一个回声。“要么恋爱，要么写诗，否则生活就没意思。”他这么说，在他到处摆放着各种零食、吃剩的青蒜炒腊肉和酸豆角鸡杂碗盏的客厅里走动，尔后又喝起了啤酒。

2009年，张枣在北京大觉寺

我们一起去大觉寺玩，车在暮色里开来开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大觉寺，张枣开心得咯咯笑个不止，说：“这样最好玩……去一个地方玩却找不到那个地方是最好玩的……”这话听起来倒是有点儿意思……从大觉寺回来那天晚上，他指着墙上镜框框起的一幅毛泽东书贾岛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印刷品说：“看到这幅字我就会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写出一首诗，有这样的滋味。”

1998年，他的《春秋来信》出版，送我书的时候，他告诉我胡冬跟他说“保持晚节吧”。我想，胡冬的意思是《春秋来信》里的那些诗已经很好，别再写下去水平反而下降了。这只是诗人朋友间的闲谈，可爱的玩笑，不过倒也说不定是一种激将法。张枣的确因此表示“不服老”，表示一定要写得更好。

春秋来信，张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03

有一回张枣跟我聊起来，说他自己觉得，就他那个写作方向那个写作路数而言，至少五十年内没人能赶上和超过他。我当时想，仅他自己像他那么写才好，别人何必也像他这么写。

张枣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而这个“有计划的活动”并没有让他尽兴，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我想做的东西……”写诗越到后来，越像在朝高海拔的峰顶逾回，会有越来越多的缺氧感，会越来越迈不动步子。他写于新世纪的《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醉时歌》《父亲》和《枯坐》，包括只写了第1节的《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堪称杰出，只是写得太少了，而烟却抽得太多。

2009年11月他来上海，我跟他在延安中路华山路的天桥上见，他缓缓攀上来，说他这阵子剧烈地咳嗽，咳得浑身痛得要命。然后要我陪他去卷烟厂门市部买两条牡丹牌香烟。第二天我约他跟朋友们一起吃晚饭，在一家他很喜欢的餐馆。吃得正敞快时，张枣又是一通仿佛无休无止的大咳，然后，他说：“不行了，扛不住了，太难受了，我先走了……”他这次离席，我觉得，简直是个预告，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不久就查出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他在他还未成人的大儿子艰难的护送下回德国治疗，几个月后，于北京时间2010年3月8日4点39分，在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享年不足48岁。呼吸是诗人计算音节最根本的依据，张枣未完成的写作就此中断。

最后的时日他在练习本上写诗。一首诗题作《鹤》：

鹤？我不知道我叫鹤。

鹤？天并不发凉我怎么就会叫做鹤呢？

鹤？我扬起眉，我并不就像门铃脉冲着一场灾难

鹤？是在叫我？我可不是鹤呢。我只是喝点白开水。天地岂知凉热？

逆飞的鹤，不愿意西去。但在另一处，《鹤君》题下的一个断句说：

别怕。学会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

陈东东在张枣墓前献花

张枣生前，其实没什么诗名，他的诗只在朋友们中间小范围被赏识。去世以后，他的写作生命变得完整和固定，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也明晰起来——人死了才比较容易看清，于是张枣反而得到了更多注目。当然，如果那是个不值得久久注目的诗人，人们也不会久久注目他。不过，对诗人来说，真正重要的、唯一重要的只是他写下了他要写的诗。诗人给领会他的人，而不是吹捧他的人写作，尤其张枣，但求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