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张艺谋

演员张译在双十一那天发了一条微博，“一瞬间，万千光影。再回敦煌，未来可期。”

指向逐渐清晰，这大概就是关于之前退出柏林国际电影解主竞赛单元的，备受关注的“国师”张艺谋新片《一秒钟》。

今年二月份，电影《一秒钟》突然公布了退出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消息，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技术原因”。

当时很多网友或调侃或惋惜地表达了遗憾，同时寄予了强烈期待。作为国内最知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张艺谋的片子每次都能带来不小的动静，“张艺谋”三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个人、一部电影、一种风格。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处遁身。

然而对本文作者，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来说，张艺谋早已不是老百姓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大导演，他的形象开始渐变，“既可敬，又可恨。” 周晓枫回忆了自己如何阴差阳错成为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私底下“老谋子”又是怎样让她“又敬又恨”——“这个逆来顺受的人，有出色的才能优势，也有显著的性格缺陷;赢得过无比幸运的机遇，也坠入难以脱身的陷阱。他的沉浮，他的明亮与黑暗，他的得意与辛酸……在张艺谋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喜剧和闹剧，一切，不仅是属于他的个案，也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的某种侧证。”(凤凰网读书)

一

2006年10月的一天，隐约记得是个周四，我在《十月》编辑部里看稿子。因为单位在北三环中路，下班以后，可以直接前往距离不远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这是我个人的小节日。只要人在北京，周四我经常去那里观看学术片放映，就这样断断续续看了10年的电影。

阅读、旅行、美食，当然还有电影，都是我之所好。人生平淡，乏善可陈，这些爱好搭建一条捷径，有助我逃离寻常日子的捆绑，偶尔进入他者他乡。观众囚禁在黑暗里，一个斑斓无比的世界在前面的窗口展开——这就是电影。放映机转动，转动，金属热而微腥的气息……胶片上的速跑小人，跨过重重栅栏，每秒穿越24格。正因被阻挡之外无法纵身跃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的囚犯来说，电影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美好。电影的光线细到可以刺穿人物的灵魂，也可以呈现给我幻境的视觉极限……两个小时，我就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体验旋转中的轻微晕眩。

电影是我隐秘的乐事，我从未想过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像终生的暗恋，牵挂足矣，无需与之缔结婚姻。

……那个秋日的上午，我正审稿，正在这时，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事马力在门外向我招手，示意我出来一下。

马力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平时交往不多，总感觉彼此之间格外信任，可以聊聊同事身份之外的话题。她把我拉到楼道，说想请我帮忙给某导演找个策划。条件是：具有文学鉴赏力和艺术判断水准，人脉通达，擅长交流，尤其必须能够胜任夜班，因为有时通宵的连续讨论可能达至天明。马力明显对信息有所隐瞒，她不说这位导演到底是谁，是个什么年龄、状态和水平的导演，不提他具体的作品和经历，所以她的话语多少有点吞吞吐吐。

也不是马力要故作神秘，是因为“用人单位”事先有保密要求。由于不了解详情，我难以推荐，到底是找见多识广的资深者，还是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我答应想想，从写作队伍里留意可能性。

两个小时以后的下午，马力又来了。她说上午的事并非敷衍，是受自己的大学同班卞智弘所托。卞智弘夫妇刚刚完成《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编剧，刚才经过协商，他们觉得还是向我交底为好。当得知这位幕后神秘的导演就是张艺谋，我立即举荐《人民文学》杂志的李敬泽。敬泽是最为著名的批评家，交际甚广，眼毒，说话点穴——寡有能把理性评论写得感性的，而他的文字功力不仅能到感性的程度，还能抵达性感。关键是，他有一种气场，不大却格外犀利的眼睛抛过一个斜睨，颇具杀伐之气。料想张艺谋肯定是个大幺蛾子，一般人镇不住他，必须找个有能量杀他威风的主儿。

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敬泽志不在此，后来我才得知此前他已婉拒了这份差事。很久以后的2013年，有次朋友聚会，敬泽姗姗来迟。其时，他已出任中国作协的领导主政文坛。我见到李敬泽衣着讲究，雪白的衬衫领子上方，是他脸上笑或不笑时略显嘲讽的表情。我联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策划生涯，似乎都是作为他蹩脚的顶替者在艰难中跋涉，不禁百感交集。我顿时恶从胆边生，击鼓骂曹。我知道自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敬泽始终逍遥物外，他谈笑间策划中国文坛去了，留下我这只安知鸿鹄之志的燕雀，熬过数个寒冬。

2006年的那个起点，我推荐李敬泽时没跟他本人商量，丝毫不知内情。下午，马力是这样反馈的：“张艺谋从网上看了你的资料……要不然，你去试试?”

二

2006年10月19日，由卞智弘陪同，我在北京东三环的京瑞酒店咖啡厅等着与张艺谋见面。我对这个盛名之下的人抱有好奇心，对这次会面既兴奋，也有一点可以承受的紧张，准确的感觉应该是恍惚。

我原是推荐人，现在自己被面试似的坐在这里，多少有些滑稽。我容易给人留下伶牙俐齿的外在印象，其实我骨子里对交际抱有恐慌，无论开会还是吃饭，都属于那种溜边儿才能获得安全感的人——往好了说是低调，往通俗里说，狗肉上不了桌席。之所以想来试试，一是从我的写作出发，增加阅历没坏处;二是我刚刚贷款买了新房子，兼职电影可以让我尽快补上资金缺口，不必承担过重的经济压力。反正，我没什么损失。不成，我顶多见个名人;成了，我也无心恋战，挣点散碎银两我就撤。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当张艺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他踩着猫科动物的肉垫无声无息地到来，没有随从，没有凛凛生风的气势，没有造成任何额外的惊扰，张艺谋几乎是蒙太奇式地出现在对面。

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悄无声息并非偶然，张艺谋行事一贯低调。即使不戴帽子和墨镜，张艺谋有时竟能做到畅行无障。他在公共场合尤其不愿也不易引起注意，说话音量不高，有时邻桌坐了很长时间，才会发现他那张著名的脸就潜伏在旁边。张艺谋也属于能溜边就溜边、能躲镜头就躲镜头那种——长相独特并不妨碍他能当短暂的间谍。当然，最后总会暴露的，因为张艺谋样貌特殊而显著。

我曾感慨他风光背后的不自由，原来所谓成功，就意味着过一种每天见不得人的日子。每每被发现、被曝光、被搭话，接着就得点头、沟通、签字、合影，甚至要停下手里的事去礼貌接应，实在难得清静，我觉得非有超常的耐心无法应对。所以张艺谋的低调是天赋，也是不得已，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

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说了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事先说过和他会面时长将是20分钟，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说起《我的父亲母亲》，讲了一些拍摄时的感受。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张艺谋正兴高采烈，我突然生硬地插嘴一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部电影。”张艺谋没有任何停顿，极其连贯地接了下句：“你不喜欢一点儿也不重要。”然后，没有尴尬，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没有任何裂隙那样正常进行下去。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张艺谋打电话给他的助理庞丽薇，让她过来一下。我感觉张艺谋工作室离京瑞酒店应该很近，因为不出10分钟，庞丽薇就到现场了。庞丽薇当年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是个好看的姑娘，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却是纯朴。也许是因为那天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反正我没觉出什么白领丽人的职场风采，只觉得她有种天然的本分。张艺谋对庞丽薇说：“好了，周晓枫以后就是我的文学策划，你们互相留一下电话吧。”

我得知自己的工作是主要负责阅读小说，寻找拍摄题材，以后还要增加阅读剧本，与导演和编剧交流意见、讨论情节等等。我问张艺谋：“发现了好东西，我怎么通知你呢?”他说：“我的手机平常不开，你发短信，我会收到的。”

三

就是在这第一天见面过程中，卞智弘先提起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

我跟歌苓算是有私交，她的小说《花儿与少年》等在《十月》杂志发表时，我是她的责任编辑。作为作家的严歌苓极为自律，年少时的舞蹈训练，使她学会并习惯终生严苛地对待自己——如同练功，每天清晨写作，雷打不动。

忘了谁说的，“严歌苓瘦得跟弦似的，所以痛苦可以轻易拨动”。削薄的肩膀和玲珑的小腿——好身材加上好品味，她的穿着始终优雅。我从严歌苓的着装上看不到季节，冬天，她穿得比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少。她为什么不胖呢?年轻时候，我也曾瘦得像卖女孩的小火柴，可如今早已胖成一团脂肪熊熊燃烧的篝火。歌苓厨艺很棒，而且，她会穿着镂花的牛仔裤做冰糖肘子——既好看又好吃地做饭。我喜欢她对个人情感的坦荡态度，跟我谈起自己的经历时，她无畏且信任。我一贯喜欢聪明而不精明的女人，生活中的歌苓经常马虎、糊涂，一会儿丢手机一会儿忘事儿的，她的弱点也被我视为特点。

有一次我到歌苓家玩儿，我前脚走，后脚来个想买《金陵十三钗》影视版权的商家——这是个歌苓认识多年的旧交，版权很快就卖给了他。我把知道的情况告知了张艺谋。张艺谋觉得版权既已他嫁，作品再好也无意义，因为操作不了。但《金陵十三钗》的内容，的确适合张艺谋的路子，所以我就和卞智弘共同力荐，希望张艺谋好好读一下这个小说。但凡有可能，我可以和歌苓商量，怎么把版权转移回来。

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张艺谋要去日本出差，他拿着《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复印件上了飞机。几天没信儿，我不放心，就第一次给张艺谋发去短信，再次陈述之所以适合改编的理由。再过两天，终于，庞丽薇打来电话，然后是张艺谋接过话筒：“小说看了，我想拍。”

第一个推荐的作品就能够被看中，我喜形于色，撞上大运。事实上，我的工作业绩只有刚开始工作的三个月内表现得最为突出。除了《金陵十三钗》外，张艺谋让我另外再找一个现代题材和一个古代题材。现代题材，我推荐的是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古代题材，推荐《赵氏孤儿》。半年多以后，《余震》的电影版权卖给冯小刚导演，后来被拍摄成《唐山大地震》;《赵氏孤儿》也几年后被陈凯歌导演搬上银幕，而我当时是毫无信息来源的。我推荐的前三个题材分别被三位大导演拍摄，这种巧合吓我一跳。

可惜，巧合只是巧合，并非我的本事，因为此后数年我再无这样的佳绩。我为题材的贡献甚微，基本上像个跑龙套的跟着混场子。这一混，到现在八年。

刚入行时，我想象张艺谋拥有一个庞大而精良的制作团队。我想象工作地点将位居金融要地，或者隐身公园某个花木扶疏的深处，我想象办公区域辽阔，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照耀着那些衣装讲究的精英和办公桌上铃声此起彼伏的电话……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平庸。当时张艺谋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备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除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操作，电影方面基本停顿。剧组只在拍摄期间人头攒动，一旦关机，鸟兽猢狲散。张艺谋算是单枪匹马进驻奥运会导演组，工作室剩下维护运营的，只有三人：助理庞丽薇、司机小侯和我。庞丽薇身兼数职，如果我要报销票据，她立即变身为会计兼出纳。哪里有什么精兵强将组成的豪华制作班底?落差如此之大，我想象的国际团队沦为现实中的草台班子。

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时张艺谋连个正式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从2006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张艺谋，到2008年底我们搬入珠江帝景的两居室之前，我们的开会地点几乎都在东三环京瑞酒店的咖啡厅。

白天分身乏术，酒店也人来人往，我们谈剧本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在张艺谋从奥组委结束工作的晚八点以后。若干次是从晚十点钟才开始，好在咖啡厅从来没有轰过，我们和编剧坐在光线不算明朗的角落里，像几个落魄的密谋者。

点一壶菊花茶，边喝边聊，最后都是由张艺谋结账。看着张艺谋掏钱买单，我有点不适应，我以为他们这种人都由别人代劳才能体现身份呢。几次过后，我才明白，自己正是那种应该买单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被邀请的客人。

那么，进入奥组委之前，张艺谋在何处办公呢?2007年上半年，有一次庞丽薇把我带到北京三环路边的一个住宅小区：华辉苑。这个两居室位于三层，楼道有点黑，我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张艺谋的大本营。

别幻想什么设计独特的LOGO，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暗绿色老款的防盗门，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有几封信件或通知什么的，夹在门隙之间。当时房屋已处于等待转卖期间，文件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箱里。

两居室里布置得毫无情调，一点没有审美设计，倒是有种奇怪的既整齐又潦草的印象。我没见到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不精简、不繁复，一切，只是平庸。我看到了张艺谋的办公桌——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办公桌的话。那是一张暗绿面的乒乓球台，已经被整齐码放、高高堆起的文件占据了半壁江山。庞丽薇说，很久以来，他们就是在这张乒乓球桌上讨论剧本。打印剧本，张艺谋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几个脑袋一起凑到笔记本电脑小小的屏幕前进行修改。

华辉苑小区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好在走不远就到三环。那时没什么随行人员，结束工作经常已是半夜两三点，得由张艺谋开车把庞丽薇送到三环边打车。张艺谋在后面打开大灯，照着出租车，看着庞丽薇上出租车，算是对她的保护，免遭夜行不测——这样，司机会以为有人跟着，还记下了车牌。

这套房子是由张艺谋交的首付，按月还贷。我来到时，华辉苑正准备出手卖掉，所以张艺谋讨论剧本时得找“外景地”。我没有在那张乒乓球台上工作过，华辉苑的这个两居室于2007年下半年就转变了，剩下的贷款由买方接收并续还。

奥运会结束之后，很快就要拍《三枪拍案惊奇》。这是由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改编的，直接买过版权，操作过程会很快。剧组人员将陆陆续续进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散兵游勇地打游击，得找个办公的地方。庞丽薇飞快地在东四环附近的珠江帝景租了房子，同样是两室两厅一卫，只比过去的华辉苑宽敞一些。

有次庞丽薇停车，车场的保安和她聊天，告诉她一个情报：“知道吗?张艺谋的工作室就在咱们小区。”庞丽薇装傻：“是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一屋子人挤在狭小的客厅——门响。有个岁数不详的中年人找过来，我们怀疑是前来要戏的女演员，她问：“听说这是张艺谋的工作室，他在吗?”入户门的位置正对厕所门，好在两者之间还有一道隔门。听到问话，开门的助手晓晖马上反应过来：“张艺谋?不，他怎么会住这儿呢?”与此同时，另一个工作人员迅速地关上隔断的那道门，把正从厕所里往外走的张艺谋堵到里屋，免得被迎面揭穿谎言。

在这儿向那位不知其名的“女演员”道歉，为了维护工作室的正常运转秩序，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猜，也许她当场就明白了，一屋子年轻人，既不在办公、又不在PARTY的场景太奇怪了。业内人士，可以迅速嗅出其中的剧组味儿。

四

刚开始和张艺谋工作，我插不上嘴，感觉他太强于表达，而自己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对配合着少许表情的耳朵;即使在长时间不吭声的压力下，我被迫偶尔发言，也词不达意，遭到的回应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让我非常郁闷。因为在文坛的小圈子里，我并非笨嘴拙舌之人，如今频频受挫，心有不甘。

张艺谋具有强烈的控场能力，意味着他眉飞色舞时能让周围的人喜形于色，他眉头紧锁时也能让你备感压抑。他反应迅捷，常常一针见血，我听见枪响刚起步，他已越过红线折返，而后告诉我转换赛道。轮不到上场

机会，令我怅然，在另一条跑道上又掉队了。被误读更感委屈，他的概括明明曲解我意，我说“葡萄”和“牙”的时候他就总结为“葡萄牙”，但我当场懵着，缺乏即时反击能力。我醒过味儿来想着补充说明，早已时过境迁。

都谈不上交锋，我手无寸铁。我很怕自己打击之下变得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所以有时候赌气式的急于插嘴，但我的话缺乏质感和力量，因而无效。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忍不住要求：“导演，你能不能先不说话，给我五分钟，让我完整地把话说完?”张艺谋不说话了，默认给我五分钟的自由。刚说一分钟，我就觉得词不达意，自己都失望，我从他谴责性的沉默里体会出了反讽。

虽然心怀怨意，但我想明白了，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听废话。如果遇到这样的交谈者，你必须在第一分钟就切中肯綮，只要言之有物、见解独到，他会给你充裕的空间，甚至没有时限。如果能力足够，一个人应该做到说一分钟的时候，别人希望他说五分钟;说了五分钟，对方希望他别停，而是说得更多。想清楚了这点，我调整了对抗情绪，迫使自己镇定下来，训练更有效率的口语能力。

当然，积重难返，知道问题所在，改变需要时间。越有压力越成障碍，我明明是个说快板的，变成结巴，然后结巴变哑巴。

我数度萌生退意。坦率地说，我并不想拉大旗做虎皮，也许我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虎皮，尺寸甚微到寒酸，但遮羞足矣，我围在腰间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个小小的孙悟空，至少闪转腾挪，快活得紧。在张艺谋面前，像有个紧箍咒念得我头痛，我当不成孙悟空了，我跟沙僧似的笨嘴拙舌，跟猪八戒似的里外不是人，还有了一张妖精的鬼脸和怪脾气，凭什么呀?

我从未设想成为影视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即使被配置在精良先进的装备上，我也心有不甘，因为那是一项团体运动，我无法为整个结果负责。不过，我倒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没有绝对免单的飨宴，每个人肯定要付出代价才能有所获得。我对张艺谋表达过担心：“跟你干活，我怀疑相当于劳动教养：工作量超强，心理不自由。跟你锻炼几年之后，估计会两种命运：或什么苦力都举重若轻、迎刃而上，或劳动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谁都不能替你的未来买单，一切，取决于我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和镇定。我在初期颇为郁闷，后来有一个信念：未来某天，即使我离开岗位时不会像天鹅般优雅高飞，至少，要有家鹅的派头，我要扭扭达达颇有风范地离开，哪怕这姿势是装腔作势，我也要在走之前，拍着笨翅膀往场子里扬点土。

朋友曾在我接受策划任务的两个月后问我：“你扬起点灰没有?”我老实承认：“没有，如果扬起了灰土，就是够把我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不过，我决心已下，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坚持下来，直到我有能力而无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离开才是自由自在的，才身轻如燕，才不会带着隐隐的心理创伤。

是的，我必须等到那一天。

五

张艺谋曾谈到，自己被媒体“妖魔化”。在认识他本人之前，我也认定他必有封建独裁者唯我独尊的霸道和武断。这个心理作用下，我同时不自觉地预设了自己的角色：处于不言自明的弱势立场。

弱势者的反应，是特别容易感觉人格和自尊受到侵犯。因为不自信，动不动就反抗，甚至禁不起一个玩笑。我们很容易因为外国电影中有个反面角色是中国人就怒发冲冠，抗议“辱华”，而不去想想，我们多么容易就在言辞和角色里贬损其他民族而不自知。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易受伤害的弱势者，我们随时提防，处处戒备，其实已经带有些许病态。

我个人跟张艺谋的合作早期，就带有强烈的弱者性质的反抗。有些挑衅是不必要的，但意味着某种试探，比如在没有任何语境铺垫的情况下，我会愣头愣脑地冒出一句：“导演，我非常不喜欢《黄金甲》。”相对来说，我比较具备合作精神，但不由自主地，我就是愿意保持着和他的对抗，似乎唯此一途，我才能有所捍卫。

几个月以后，我差不多能做到直言。我想真诚的态度是基础，水平不足尚可提高，说违心话才是可怕的变节，于他做事、对我做人都没有好处。磨合期，张艺谋能给我相对大的容忍度，并把我的狂妄视为秉性，而过了这个阶段，彼此再来调整或许很难。所以我确实有点蓄意挑衅的意思，相当于刨个坑把自己活埋一半，如果奏效，我也就此站稳了脚跟。很快发现，张艺谋比常人更能接受真话。

如果我想获得某种意义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必须由自己的能力赢得，奢望某个人给予平等，这种心理本身，出发点就是把对方当作权力的执掌者——所以走这条道，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渐渐觉得，自己的很多对抗，并非是在捍卫小知识分子的气节，不过是想一逞口舌之利。我耿耿于怀的背后，隐藏的自己是小肚鸡肠，不够坚韧，缺少承受和担当。我先是用有色眼镜看待了张艺谋，意识里先把他“宣判”到某种妖魔化的角色里。说来说去，我还是自以为是了，对个人形象的过度重视，才会导致我动不动就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起码，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当我放平心态，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无想象中那么丰富的象征意义，只是我多心，或者说，我应该尽心的事没有做到。

比如，刚开始和刘恒约谈剧本的时候，刘恒提出到维景酒店。我打114问了行车路线和营业时间，怕万一谈得太晚还得被迫转移，然后我把具体地址、电话、怎么走发到他手机上。一会儿张艺谋来电，从桥的哪个口出去，我说：“大约是第一个，立交桥路标很大，到那儿就明白了，指示得非常清楚。”过一会儿，张艺谋又打来电话需要我再次确认。我有点诧异，至于吗，他到那儿看不就得了，自己算是有服务意识的，但没想到，一个路口都得精确地服务到位。我得停下来好一会儿，才能设身处地替张艺谋着想，他的追问并无不妥。他忙于奥运，紧张得分秒必争，没有找路的余暇;另外，重要的一点，张艺谋不像我们随时摇下车窗打探那么方便，所以出发之前必须目标明确。因为我们没有向陌生人问路的顾虑，没有这类经验，才会觉得张艺谋的要求奇怪而苛刻。只要换位思考，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六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逼近”的概念：“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无论是了解一个人，还是处理一件事，我们首先需要卸除自身的枷锁。

一开始，我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张艺谋。

对长者，我本来称呼“您”，但这样我在心理位置上更趋近礼貌，不利于剑拔弩张时的针锋相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对张艺谋改称“你”。面对张艺谋，我需要尽量摆脱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只面对剧本，只面对电影本身。争论时意见不同，张艺谋费劲地说服一晚上，编剧刚要回心转意……我横空插一杠子，声援编剧，与张艺谋交手。编剧软下去的口气立即重新强硬，我们联袂，大战张艺谋。散场过后，悲愤的张艺谋想唤起我的良知：“周晓枫!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拨的?”我更悲愤：“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谁的主意好就支持谁，不会始终附和你，这才是我的良知!”张艺谋叹气：“敢情说服编剧之前，我先得做通你的思想工作。”张艺谋把我形容得像个背后补枪的，让他腹背受敌……当然，说得对。

我的反应和口才远不及张艺谋，挣扎中，他说我总抢话。我立即反驳：“如果不抢话，恐怕我连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也占不上。”口语达不到和张艺谋对攻的程度，我就发短信。书面语不仅比口语表达起来从容，而且准确。我怕敌人的反攻倒算，尤其深夜散会之后，那样等张艺谋挂了电话，我会在想象中的审判台，跟他分庭抗礼，恼怒中失眠到天明。所以，我发完漫长而恶毒的批评短信后，会加上气人的结束语：“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争辩不过，沉默不代表我的认同和屈服，以上陈述，希望你再做考量。因为没想好怎么对付你继续的反驳，我先关机，休战，回去秣马厉兵。”这样，纵使张艺谋有一肚子词、一肚子主意、一肚子气愤，我也管不着了——我该吃吃，该睡睡，梦里阵阵磨牙，像在嚼恨。

数年后，难得，我从张艺谋嘴里听到了一句从牙塞里挤出来的疑似表扬：“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始终保持着合作者的平等态度，这个好。”

六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逼近”的概念：“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无论是了解一个人，还是处理一件事，我们首先需要卸除自身的枷锁。

一开始，我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张艺谋。

对长者，我本来称呼“您”，但这样我在心理位置上更趋近礼貌，不利于剑拔弩张时的针锋相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对张艺谋改称“你”。面对张艺谋，我需要尽量摆脱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只面对剧本，只面对电影本身。争论时意见不同，张艺谋费劲地说服一晚上，编剧刚要回心转意……我横空插一杠子，声援编剧，与张艺谋交手。编剧软下去的口气立即重新强硬，我们联袂，大战张艺谋。散场过后，悲愤的张艺谋想唤起我的良知：“周晓枫!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拨的?”我更悲愤：“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谁的主意好就支持谁，不会始终附和你，这才是我的良知!”张艺谋叹气：“敢情说服编剧之前，我先得做通你的思想工作。”张艺谋把我形容得像个背后补枪的，让他腹背受敌……当然，说得对。

我的反应和口才远不及张艺谋，挣扎中，他说我总抢话。我立即反驳：“如果不抢话，恐怕我连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也占不上。”口语达不到和张艺谋对攻的程度，我就发短信。书面语不仅比口语表达起来从容，而且准确。我怕敌人的反攻倒算，尤其深夜散会之后，那样等张艺谋挂了电话，我会在想象中的审判台，跟他分庭抗礼，恼怒中失眠到天明。所以，我发完漫长而恶毒的批评短信后，会加上气人的结束语：“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争辩不过，沉默不代表我的认同和屈服，以上陈述，希望你再做考量。因为没想好怎么对付你继续的反驳，我先关机，休战，回去秣马厉兵。”这样，纵使张艺谋有一肚子词、一肚子主意、一肚子气愤，我也管不着了——我该吃吃，该睡睡，梦里阵阵磨牙，像在嚼恨。

数年后，难得，我从张艺谋嘴里听到了一句从牙塞里挤出来的疑似表扬：“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始终保持着合作者的平等态度，这个好。”

六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逼近”的概念：“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无论是了解一个人，还是处理一件事，我们首先需要卸除自身的枷锁。

一开始，我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张艺谋。

对长者，我本来称呼“您”，但这样我在心理位置上更趋近礼貌，不利于剑拔弩张时的针锋相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对张艺谋改称“你”。面对张艺谋，我需要尽量摆脱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只面对剧本，只面对电影本身。争论时意见不同，张艺谋费劲地说服一晚上，编剧刚要回心转意……我横空插一杠子，声援编剧，与张艺谋交手。编剧软下去的口气立即重新强硬，我们联袂，大战张艺谋。散场过后，悲愤的张艺谋想唤起我的良知：“周晓枫!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拨的?”我更悲愤：“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谁的主意好就支持谁，不会始终附和你，这才是我的良知!”张艺谋叹气：“敢情说服编剧之前，我先得做通你的思想工作。”张艺谋把我形容得像个背后补枪的，让他腹背受敌……当然，说得对。

我的反应和口才远不及张艺谋，挣扎中，他说我总抢话。我立即反驳：“如果不抢话，恐怕我连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也占不上。”口语达不到和张艺谋对攻的程度，我就发短信。书面语不仅比口语表达起来从容，而且准确。我怕敌人的反攻倒算，尤其深夜散会之后，那样等张艺谋挂了电话，我会在想象中的审判台，跟他分庭抗礼，恼怒中失眠到天明。所以，我发完漫长而恶毒的批评短信后，会加上气人的结束语：“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争辩不过，沉默不代表我的认同和屈服，以上陈述，希望你再做考量。因为没想好怎么对付你继续的反驳，我先关机，休战，回去秣马厉兵。”这样，纵使张艺谋有一肚子词、一肚子主意、一肚子气愤，我也管不着了——我该吃吃，该睡睡，梦里阵阵磨牙，像在嚼恨。

数年后，难得，我从张艺谋嘴里听到了一句从牙塞里挤出来的疑似表扬：“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始终保持着合作者的平等态度，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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