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下的日本妇女

文|曹禺

去年，为了开世界禁止原子弹 氢弹大会，在百度高热的夏天里，我从新德里飞到东京。在灯火辉煌的东京才知道东京的大会已经开过了。搭上火车，赶到长崎。到长崎的时候，正是夜间十时半。夜晚的空气燥热 而窒闷，无论走到哪里，我仿佛总是置身在火炉旁边。

但是在临山靠海的长崎的市中心的公园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安安静静地坐在草地上，开着和平大会。他们是为祈祷在原子弹 下牺牲的亡人们的灵魂安息而来的。人们的面色是那样悲哀而严肃，在那不十分明亮的灯光下，我看见满脸皱纹的日本老妇人偎着膝下仅存的孙女，默默地擦着眼泪。

十二年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那一个惨痛的上午，美国飞机扔下来的原子弹 的一声爆炸，立时把所有长崎市民的幸福、快乐、欢笑、美丽，一切人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变成了苦海和地狱。

沿着长崎的街道，几乎没有一扇门里没有在原子弹 下牺牲和损害的至亲和朋友。安慰亡灵的夜里，每家门口都有慰灵的凄惨的灯火，那是因为家里发生过在原子弹 下招致的不幸的事情。

死了的毕竟是死了，但是他们留下来的家属却是过着凄惨、悲痛、缺少衣食的生活。原子弹 下的孤儿们有的读完了小学，就急急忙忙为了赡养不能动转的母亲，跑到附近美国军事基地做日以继夜的小工。有的竟得了一种无法医治的原子弹 放射能所引起的重病，躺在床 上，奄奄待毙。我在医院里看见过一个小孤女，她的父母就死在八月九日的爆炸里。她却在十一年后，忽然得了藏在她身内的原子弹 放射能的遗留症。身边的亲人都死光了，一个人在医院里，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小朋友天天来看她。她拿着我们给她的花，她的少女的脸就像花一般的美丽，然而她将萎落，比花还要早，因为医生暗暗地说，她的生命在原子弹 放射能的侵蚀下，已经不能超过两个星期了。

这样不幸的事情太多了。我在长崎看见一个精明、正直、热情、年轻的外科大夫。他个子不高，原来的面貌想必是很好看的，但是我见他的时候，他的面形和身体，因为原子弹 的杀伤，已经经过二十次以上的复杂的手术。我说不出我看见他的脸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我就是愤怒。我恨不得一手挡住那一天扔下来的美国原子弹 ，向那扔原子弹 的禽兽 掷回去。人是不能这样残酷地对待人的!

别人告诉我，他的遭遇要比他身体上所受的残害还要痛苦，还要悲惨。他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衷心发出热情的笑声来欢迎我们，他领我们接近各种受了原子弹 残害的病人，他讲述别人的痛苦，别人的病情。他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来迎接我们，但是更应该说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来迎接生活。而在他的后面，却有着说不尽的沉痛的事情。

被炸了以后，所有的亲友都不理他，抛弃了他，把他看成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他饥饿，找不到事情，有钱的人把他当作灾祸。仅仅靠着几个爱和平的穷朋友的帮助，他上了大学，当了医生。他以后认识了一个也患有原子病症的少女，和她相爱了，然而当他在医院里接待我们的前一天，她——这个也是受尽了多次手术的折磨和人生的痛苦的少女，服了剧烈的毒药，自杀了。

我在报纸上看见这个少女的遗容，那是多么温厚可喜的善良的面孔，什么事情使她竟然撤手离开她的母亲和她同病相怜的男朋友呢?可怜的原子弹 下的日本妇女哟!本来在日本社会里妇女找职业就是困难的，如今穷困和不可抗拒的原子能放射的病魔使她衰弱得几乎连盘子都拿不起来。而大多数日本的妇女生下来便要终身穷困，担负过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挣得一份粗劣的咸菜和米饭生活。

爱情不能使她当作柴米来使用。爱情，即便是这样一个可爱的男人的爱情，也不能使她完全忘却实际社会中的艰苦、冷酷的生活。一个得了原子弹 病的日本妇女是没有多少机会来从事养息和恢复体力的，在她短短的少女的一生里，她的原子弹 的病症治好了又坏，时好时发，根本不可能医治。她看见和她同病的男女结了婚以后，生下的婴儿往往是活不长的。她能给他什么呢?只有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谁想象得出她死前是怎样的心情?这个善良的少女离弃了人世，一定是抱着伤心和绝望死去的。这样一对青年爱人，当着他们的生命正像富士山的火山口一样地喷着热情的火焰的时候，却因为十一年前美国的原子弹 爆炸，放射在他们身上所遗留下来的灾害，把青春和幸福的前途侵蚀干净了。一个人死去了，对美帝国主义所安排给她的命运降服了。她的死亡惹起了我们的眼泪，但是更使我们难过的是使她致死的绝望悲痛的心情。

然而这样残暴的敌人所安排的命运，人们真像羔羊一般顺从地接受下去吗?不!一万个不!正如同那个坚强的受原子弹 爆炸的日本外科大夫对我说的：“日本人民将起来迎接世界上所有和平的力量!日本人的生活不能长期这样下去。我们是有力量能够把残酷的代表原子弹 势力的人们赶出去的。”

在他讲话的时候，在我身旁的日本妇女的目光里闪露着滢滢的泪水，那是欢喜和信心的眼泪。我在那可爱的、充满了热情的外科大夫的身上看见的不是一个死了自己相爱的、悲苦无告的情人 ，而是一个挺起胸膛，心里充满了日本亿万人民惊天动地的正义的呼声的一个斗士。但是在他的眼里，我又仿佛看见那个少女的微笑的发光的面容。如果她死而有知，她会完全懂得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是应该这样勇敢地、有韧性地对待一个凶恶的敌人的。

我离开长崎的时候，那个外科大夫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人声噪杂、欢送的朋友们挤在火车窗前的当口，他忽然对我沉重地说：“她不能来送你们，这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你们来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来了，日本人民的命运必然会从不幸扭转到幸福的道路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