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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剧作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曹禺

文|曹禺从前,我是不大明确为什么而动笔的。如果说有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揭露旧社会,要打倒眼前一些使我们活不下去的人。然而想得也很不彻底:怎样打倒呢?打倒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文|曹禺

从前,我是不大明确为什么而动笔的。如果说有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揭露旧社会,要打倒眼前一些使我们活不下去的人。然而想得也很不彻底:怎样打倒呢?打倒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呢?谁来坐天下呢?因此打的时候也是软手软脚的,打不中旧世界的要害,不明确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准是我们自己人。

后来,一读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开始懂得了这个“我们”首先是工农兵,是劳动群众,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以后,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包括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必须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接近人民群众,才能正确地看见今天的时代。

而且只有深人生活,参加人民的火热斗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我们的丰富无比的新世界,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来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谈剧本创作的其他问题。

创作的道路总得要自己走的。我们必须依靠党 的领导,也需要许多老前辈的指点。但写作还是靠自己。因此,就要善于学习 ,老老实实地学习 ,实事求是,不能浮夸。比如说,自己知道多少,就浮夸不得。有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老老实实的习惯非常可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是有过这种不知以为知,甚至不懂装懂的痛苦经验的。不知以为知虽然不好,还情有可原,因为往往我们不明白自己的无知,以为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学问就是全部学问,所以有时不懂,或不甚懂,却以为懂了。然而不懂装懂,实在可怕。这“装”字就不大好,至少是不谦虚的表现。我想,“装懂”的时候总该有些窘促的,但如果那时候还有些得意,离开“知”这一条路便更远了。

因为想学习 ,才知道要读书。读了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好东西,过去知道的是多么少。小时候读书,记得这样一句话:“学,然后知不足。”原来一个人不是天生就知道不足的,总是学了,下了一定的劳动,才知道不足。知道不足是件好事,但真知道不足,不足在什么地方,要下一些功夫才能明白。

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下很大的劳动。

我写过一点东西,常是写不好,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一个剧本总是有“理”有“情”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情”和“理”,“情”和“理都是从生活斗争的真实里逐渐积累、发展、蕴育而来的。真知道要写的环境、人物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很不容易。只有不断地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体验和思索,才能使我们达到”真知道“的境界。

对环境、人物和思想没有理解透,甚至不太明了就动笔,是写不出很动人的作品的。不很动人的剧本里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理”胜于“情”。

作者的精神仿佛只围着一种抽象的“道理”转。戏里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人物,没有多少生活的真实感。“道理”纵好,也是不落实的。

剧本总是为着一种思想才写的,古往今来也没有一个剧本不包含某一阶级的思想的。但作品中的思想并不就是某一个人物说的台词,也不全是指某一种曲折的情节所显示的倾向,一个剧本的主题有时可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有时可能是某一个人物所说的一句台词,有时也可能在人物的互相辩论中表现出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剧本的“理”似乎不能限于这一点。这“理”可以说是通过真实的人物,巧妙合理的结构,生动真实的语言,环境的气氛,以及作者无处不流露的深厚的情感,合在一起,透露出来的统一的思想结论。

剧本的“理”只有一个,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的“理”应该渗透在人物的塑造里,情节的安排里,以及丰富多样的语言里。“理”是整个剧本的“灵魂”。

人何曾见过“灵魂”,但人的一进一退,一言一行之间,往往使人感到它的存在。因此“理”是我们读完剧本后油然而生的一种思想,仅仅依赖剧本的某一部分,某一个人物,某一段精辟的语言,是不能得到这种结果的。

这样的“理”常是不能立刻掌握得住的,严格他说,也是不能轻易看得见的。因为,别人告诉你这个“理”,不等于你看见了这个“理”。当然,这“理”也不能轻易写得出来的。要下很多艰苦细致,真是“磨人”的功夫。

人物、语言、故事,都应该体现得出这个“理”来。作者的“理”在剧本中是无所不在的,正如作者的“情”在剧本中无所不在一样。然而我们有时把“理”看得太简单了,抓住有修养的同志的一句话就用,抓住书本上的一段结论就用,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随心所欲,发展成为剧本中的“理”了。

这里面当然有“理”,而且常是能启发我们的。但它未经我咀嚼消化,还不是我的。在它还没有化为我的以前,总不能随便拿来,充作我的作品中的“理”。作品中的“理”总应该是作者从生活斗争中得来的,是下了很大的劳动,观察、体验、分析才能得到的。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理”是有丰富的生活源泉的。因此,表现这个“理”就有千变万化的方式。与“理”同来的,自然就有人物、故事和语言的原始的粗胚,剧本的“理”还时时带来各个作者从体验、观察生活所取的不同角度的特点,以及作者在深入生活上用了多少功夫和他个人修养高低的标志。

因此,同样一个“理”,当它变成不同作者的剧本中的“理”的时候,便有不同深浅的内容。

如果从一个作品中看得出作者写了他真知道的事物,写出了他深有所感的事物,那么,即使这作品仍然给你“理胜于情”,或“情胜于理”的感觉,这也不能算什么缺点了,相反,倒可以说是作者的风格。我所提“理胜于情”的“理”不是指这样的理,而是指深入生活还不够,作者习惯于抽象地推论,把“想当然”作为“当然”,把借来的思想错认为能生根发芽的思想,就铺扬起来的一种干巴巴的东西。这么办,首先不合于创作之理,所以就容易写成概念化、简单化的剧本。

与此相反,还有一种“情胜于理”的现象。这里说的“情”也不是从作者对事物的深刻体验里流露出来的,而是一种比较肤浅的对事物的感触。仿佛作者仅仅为一种“强烈”却有点浮夸的情感所激荡,没有再进一步探索,就动笔了。这种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实际上,作品反映的,仅仅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一点新鲜的感触,有时这一点感触甚至也不是新鲜的。

我们要有新鲜的感触,但这不是要标新立异;不是说别人感到的,我们就不要体验了。“新鲜”首先是对作者而言,然后才由作者的笔下传达给读者。我们踏进新的环境,便自然有新鲜的感觉,这点新鲜的感觉总归是很可宝贵的,它是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但它本身却不是什么“胜境”,不可据此立言立说,洋洋洒洒写下大文章来。新鲜的感觉不能代替更真实、更深刻的认识。创作还是靠把现实摸透。但是,应该叫这新鲜的感觉总在陪伴着你,不要丧失它。新鲜的感觉时常不是客观现实的准确的反映。它带有很多的主观成分,比如,作者的思想、教养和艺术敏感等。我们可以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修改它,但不可因为在一个环境中生活久了,反弄得感觉迟钝了,丢掉那最初的新鲜的感觉。

我们是时常经验不同的新鲜感情的。同样的感情在不断的生活实践里也会感觉得更深一些。生活的经历积累多了,才会对它生出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复体验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们有深刻的思索。比如说第一次下工厂,我们会有很多新鲜的感情和由此而来的感想,这便是作品中“情”和“理”的开端。但是这一点“情”和“理”,和我们长期生活在工人之间,和他们作了知心朋友,与他们共患难,同呼吸所得来的“情”和“理”,便大不相同。这里有一个深浅之别,粗细之别,甚至于有真假之别。如果剧本的“情”和“理”在作者的生活里生不了根,如果剧本的“情”和“理”都不是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这就难以写出很动人的作品了。必须真知道,必须深有所感,才能谈到写作。

“情胜于理”的剧本的“情”,有的开始便不很真切,有的从头到尾仅是虚张声势。喊叫的声音太大了,“情”和“理”的声音太小了。这类剧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流箭乱发,颇难射中思想的箭靶。

“理胜于情”便干枯了,“情胜于理”便泛滥了。前一种使人感到乏味,后一种使人感到茫然。但是,我不是说有这两种现象的剧本就一定是不足取。

只要合乎六条政治标准,有一定水平的作品总会发挥作用的。我说必须真知道,深有所感才写,并不是说要慎重得不敢动笔。一个作者总要练笔,练笔就免不了有写得不够完善的地方。好的剧本总不是一蹴而成的。古来的名作家也时有败笔。还是要多写。作家的创作过程,也是个逐渐“入情入理”的过程。但心目中必须悬起一个较高的具体的标准。多写多改,尽量地求完善。

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 融的。在生活体验中,同时不断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武器来观察分析一切事物和一切阶级的人,我们会获得比较深刻的“情”和“理”。一个好的剧本的“情”和“理”是很难截然分成两部分谈的。“情”和“理”一步一步深化的过程,总是同时进行着的。因此,作者的“情”和“理”都融化在他所写的细致、生动、深刻的生活真实里。它感动我们,它又使我们思想;它给我们极大的艺术享受,它又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它不是干枯的说理,也不是感情的浮夸。它是深入生活后,作者用了思考,真知道了,深有所感,然后动笔写的结果。

有一位艺术家批评一张风景画,他说:“画这幅画的人并没有看见风景的美,吸引他动笔的只是因为这风景有名。风景在他的笔下不能表现他任何的思想和情感,他没有看见风景。”

他的话使我深思,要真看见了风景才能画。写剧本也是一样。有多少事物我写是写了,也仿佛见过的,但是否是真的看见了呢?写作必须由真知道,深有所感出发,而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写出好作品的先决条件。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改写的。)

(原载、戏剧报》1962年第6期)

原文地址|http://www.bdwenxue.com/zuojiawenku/guonei/202004/33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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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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