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与父丧

文|柏杨

我突然归来，使五叔和两位堂兄、堂嫂，大为欢喜和惊奇。他们第一天就告诉我，父亲曾经依据传统礼俗，在若干年前，为我定下亲事。她是县城南关的女孩，名叫艾绍荷，比我大三岁。我从来不知道有这门亲事，也从来没有人——包括父亲——告诉过我。最初我有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提出反对，可是，整个家族（从二叔到九叔）坚决支持父亲的立场。惟一的姐姐也从她寡居的婆家山屯村，带着孤女赶到常村，哭哭啼啼地规劝，认为郭家是一个大家族，不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退婚行为——因为被退婚的女人被人嘲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我要求先到开封探望父亲，再到林县跟同学们会合，然后再回来结婚。大家仍然反对，姐姐尤其坚决。一般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顽固、永不顺服的人，实际上，有时候，我却不是这样的性*格。我这一生有太多的时候，都是放弃坚持己见，接受别人的支配，这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例证。我一直惭愧这次对礼教的顺从，假设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我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有几回，我冲动得想趁半夜逃走，但因为抵不住姐姐的眼泪，没有逃成。于是在十九岁那一年，我结婚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婚姻，这次婚姻带给我终身歉疚，绍荷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如果我能安于种田生活，我们会白头偕老。

但是，父亲在开封病危，我仓促赶到开封，看到的却只是一具棺木。父亲，这个乡下出生的知识分子，身跨两个王朝（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不能够抗拒当时官场文化的主流（鸦片和海洛因），终于家破人亡。他去世时五十七岁，因什么病致死，没有人告诉我。父亲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复杂的城市世界，时间一久就被腐化，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潦倒以终，把儿女们留给一个吸毒的妻子——那比留到虎口还可怕，虎还不食子。他临危时没有一句话嘱咐儿女，继母说，爸爸在死前只叫了一声“大爷”。“大爷”，是辉县本地人对父亲的称呼。就在棺木旁边，继母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吸食海洛因。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执行毒化政策，所以中国人吸毒是公开而合法的。我暗中盘算，一块钱银元的代价，不过只能化作一缕青烟，那个消耗量，像恶魔的无底深洞，任何人都填不满。在把父亲灵柩运回辉县祖坟安葬前，继母特别为父亲举行一项点主大典，这是我又一次硬碰硬地向儒家的传统礼教屈服。

五十年后，直到一九九○年代，我才发现：中国人并不信神，而只信鬼。这项发现就是在一九三○年代这次点主大典上播下的种子。因为在中国社会，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项祭神大典这样的隆重，也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祖先更伟大、更尊严、更有权威的神。

点主大典是儒家学派如山如海的丧礼中，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仪式，但已使我兴起无法遏止的愤怒。“点主”是这样的，丧家用木板制成一个牌位，牌位上用毛笔写一行字，大概是“郭学忠之灵位”之类的文字。在“郭”字上端用毛笔写一个“王”字，而请一位地方上有名声、有势力的绅士当点主官。请点主官并不容易，往往要送一笔可观的聘礼。于是我这个长子，就被搞得头昏脑胀。仅只跪的次数和跪的诡异，就万世不得其解。大概是这样的：

司仪官喊：“跪！”

我就跪下。

司仪官喊：“起！”

我就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喊：“一叩首！”

我就向灵柩叩一个头。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又跪下。

司仪官叫“二叩首！”

我就叩头。

司仪官叫：“三叩首！”

我就再叩头。

司仪官叫：“起！”

我再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叫：“一叩首！”

我就叩一个头。

司仪官再叫：“二叩首！”

我再叩第二个头。

司仪官再叫：“三叩首！”

我再叩第三个头。

这时候，我已浑身是汗，简直站不稳了。三叩首之后，总应该结束了吧！哪知道这才是第一拨跪起循环的开始。

司仪官接着又喊：“起！”

我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又跪下。

我除了跪跪起起外，无法阻止礼仪之邦这项传统的古老礼仪，对父亲的哀痛和尊敬，使我对这项礼仪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敢暗自在那里置疑，而且这疑窦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跪”、“起”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终于进入点主的高|潮，点主官穿着长袍马褂，手拿一支新购买的毛笔，在盘子中沾满了猩红的朱砂，往牌位上“王”字上面，点上一点，成为一个“主”字。乐声与鞭炮声同时大作，拥挤不堪的“吊者”，也就跟着十分“大悦”。

点主大典不过是一个烦恼的焦点，使我惊恐的还是继母。她不会忘记我殴打她的羞辱，从我到开封，直到祭典那一天，我常在她脸上看到微微翘起的左唇角。这时，父亲的一位好友于香圃先生救了我。于伯父是东北人，很多年前入关，一直追随我父亲做事。日军占领开封后，以东北人（也就是“满洲国”ˇ人）为主的占领军特务机关，也在开封建立。人不亲地亲，经过东北同乡的介绍，他也进了那个单位，而且因住开封太久，得地利人和之便，官位很高。就在点主大典的前两天，于伯父头戴日军瓜皮帽，脚穿长筒马靴，腰挂东洋刀，带着两个同样装束但从态度上可看出是比他的地位低的军官，大踏脚步，走到灵堂。他从口袋掏出一封信，双手捧着，放在父亲棺材前的供桌上，脱下军帽，深深一鞠躬，手扶军刀，大声喝道：

“大哥，小狮子（我的乳名）是你前妻惟一的儿子，今天竟然有人陷害，揭发他是中央探马，要不是落在小弟之手，小狮子今天无命可逃。大哥！你对我恩重如山，有小弟就有小狮子，不许有人害他一根毫毛。这封信是谁写的，大嫂？”他横眉怒目地转向继母，“是不是你写的？”

继母惊恐地回答：

“我不识字，怎么能写信？”

于伯父转向我：

“从今天开始，你晚上住在我家，日本人那里有我担当。”

突然间，他拍着我的肩膀，流下眼泪，说：

“小狮子，你的命真苦！”

于伯父在大家尊敬、震惊的眼光中，大踏步跨出大门，我一直送他到十字路口。

“你快点离开开封，”于伯父叮咛我说，“灵柩后天就启程，我会派人送你到黄河沿。”

点主大典后的第三天，我护送父亲的灵柩，匆匆上路，返回祖籍辉县。于伯父亲自送出城门，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后

来，我在书上常看到有人引用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每一次，只要看到这十个字，我就想到于伯父。而且，再想到六年之后，抗战胜利，于伯父的下场，深深感到锥心悲痛，此生已无以为报。

父亲的灵柩放在两辆前后相连、人力挽动的架子车上，穿过干涸而满是细沙的黄河故道，再穿过京广铁路，历时三天两夜，终于运到祖坟。继母则跟其他弟妹，另坐火车回乡。就在父亲的棺柩冉冉垂下墓穴的时候，我才感到父亲真的是死了，永远不再回来。而自己是那么样的孤单，于是跪下来，用头撞地，放声大哭，呼唤：

“爸爸！”

这一声“爸爸”，突破了儒家礼教给我的另一种禁忌。原来家中长辈一直警告我，当哭父的时候，不可以哭出声音，这是礼教上对一个君子人物最低的要求：只能唤“爹”，不可以叫“爸爸”，因为“爸爸”是洋式称呼，违背传统，正在幽冥路上前进的父亲幽魂，将听不到你的声音。我被吓坏了，不愿父亲一个人寂寞地走向幽冥，于是乎我声声哭“爹”，问题是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爹”，“爹”这个字引不起我一点父子亲情。

直到我忽然叫了一声“爸爸”，使我回复到真实的位置，于是，大雨倾盆般的伤心泪水，使我匍匐在墓穴旁，拦住父亲的棺木，不准放下。全族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成年男子这么哭父母的，认为我显然违反了礼教。

安葬父亲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东北口音的男子，进门拜访，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

“你快点逃走，于伯父挡不住，你妈不断在告，而且今天就走，一分钟也不要停。”

那人留下一叠储备券，仓促告辞，连一杯茶也不肯喝，而且不肯讲他的姓名和他的去处。我仓皇进屋和绍荷道别，她一面为我整理包袱，一面哭泣，我又一次尝到生离死别，于是离开了辉县，一离开就是四十年。四十年后，重返家园，绍荷早已再嫁，而且不久逝世。重拜父坟，往事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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