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燕(1)

文|瞿秋白

《新青年》、《前锋》主编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到达哈尔滨，下车后时时受到军警的盘问。瞿秋白不得不缓行，在哈尔滨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达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城楼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这群持枪弄棍的军警，竟在众议院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的、宣言“只谈教育”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权（此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北京政府）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本来，瞿秋白打算在到达北京以后，马上把他在苏俄研究考察所得以及苏俄现状，向中国读者报道。但是，当他看到中国的现实后，不能不先对中国发表自己的主张了。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

这时，刚刚诞生半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阶级分化中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当时党内有人如张国焘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一种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青年学生在新型的知识分子中，和官僚在旧式的知识阶层中，都占重要的地位，前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后者是“专制派的镖师”。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型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联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潮到来，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阐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宣示了他的政治立场。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瞿纯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约两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者，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经过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号的十五篇著译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六篇，及创作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三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

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开创阶段，亟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并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瞿秋白深深知道：“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包括瞿秋白在内，担负着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度里探索革命道路的使命。他们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找出一条适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也就未始无益哩。”瞿秋白谓为“试作”，并不是自谦之词。在探索革命路径的过程中，包含着失败和胜利，再失败，再胜利。每一个探索者的理论都不免包含着正确和偏颇，成功和失误，不存在任何“天纵之圣”。来自知识界的瞿秋白，对于知识界包括其中先进的思想代表的弱点，似乎看得更真切，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他深知自己“幼稚”，有许多的“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严肃地告诉党内外的同志：“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这些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情操，表现了共产党人胸襟博大，心地坦白的品质。这种情操和品质，是只有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才具备的。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这是瞿秋白给自己也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他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力求严格遵循着这一方针，从而使他成为当时党的理论和宣传战线上，最活跃最有功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瞿秋白回国后，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1925年“五卅”运动前约占半数，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情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农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首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1923年后编写或译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4年1月至4月，瞿秋白在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一至四卷上，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现代社会学》一书。作者是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的。书中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指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有由其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所谓目的论的观点都是依附于宗教的，是唯心主义的。指出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客观束缚的无定论是错误的，而主张人的意志不自由受客观束缚的有定论是正确的。指出一切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必然的，所谓偶然只不过是没有被人们认识而已。书中对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问题作了详细的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心物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科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造成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中，在互相联系之中，因此不仅要研究社会每一形态的特殊性，而且也要讲究每种社会内部变动的历史规律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1924年暑期，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作了《社会科学概论》的演讲，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对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政党、领袖、宗教、艺术等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传播了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

在《社会科学讲义》中，瞿秋白还写有《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书中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分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也区分了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差别。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精神作用，而只在物质的基础上解释精神作用。它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书中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对物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等关系问题都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特别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互相转化的规律，乃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互相转化就没有宇宙的一切。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1926年瞿秋白在翻译苏联哲学家哥列夫《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后，写了《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附录于书后。此文进一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真理观，特别是对于人们的认识来源、内容和认识标准等问题，都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他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物质性，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由于事物的内在原因所决定的。他指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际，认识的正确与否要靠实际来检验，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