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荐读

大巧之拙 不工自工——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荐读

唐诗中，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莫过于“桥”了。而桥最多，被写得最多的，又莫过于苏州。桥景，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地方。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诗美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骗。”

白居易有诗吟道：“何似姑苏诗太守，吟咏相继有三人” （《送刘郎中赴任苏州》）。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其中《正月三日闲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认真玩味起来，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正月三日闲行》娓娓吟道：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仅十一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白居易离开杭州，就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云：“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诗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为远离朝廷是非，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而苏州则人情融洽，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马上作》）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正月阳暖，早春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格外秀丽，街市特别繁华，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于是，才写罢《钱塘湖春行》（脍炙今人之人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闲行》。

据孟二冬“中唐诗歌年表”考，白居易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苏州刺史，时年54岁，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宝历二年二月，落马伤足，卧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伤，请百日长假，九月初，假满，罢官。十月，发苏州，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楚州。[2]P305－306  故而笔者断定，《正月三日闲行》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白居易时年55岁。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闲行》却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

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似乎还常在病中，其实乃小病大养。白居易曾有《咏慵》诗云：“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诗人已经无心长进，心闲而百闲了。故而，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此时的诗中多“闲”字，连题目也往往以“闲”字作，如《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闲园独赏》、《闲卧寄刘同州》、《城东闲游》等。“闲”是他的一种状态，“闲”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因此，我们从“闲”上着眼和发掘，方可真正读懂此诗，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

《正月三日闲行》诗首联巧用地名：黄鹂为坊名，乌鹊乃河名和桥名。乌鹊桥，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与阖板城同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门前直街，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这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据史书记载，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整体彤红，端正耸峙，如琼雕玉凿，乌鹊桥拱之顶，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甚是壮观。此桥与城中其它桥梁相较，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白居易诗中“红栏三百九十桥”之“红栏”，显然是指称乌雀桥，诗以乌雀桥之个别而代“三百九十桥”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黄鹂、乌鹊语意双关，《正月三日闲行》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首联两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诗人率意成诗，仿佛冲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复，无心锤炼，不屑刻意，将一“闲适”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以笔者之推断：诗中连用两个“欲”，非诗人情词枯竭，实乃有意为之也。

中间两联，巧对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稳。“东西南北”的方位词对“三百九十”的数词，妙不可言，以暗写绿水与河道，东西南北，纵横交织。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觉波光粼粼、源头绵绵之意。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情状呈献，又因为“东西南北”的方位，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便愈加风情万种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有对河道、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苏州城的自豪，桥是最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临水而居，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而石桥沟通连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观。

“三百九十”桥，真可谓千姿百态，诗人不作具体描绘，事实上也无从写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桥而概写，极言其多，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或狭长如玉带飘逸，或联翩如雁阵同列；或贴水如苍龙浮游，或高隆似鳌背连云；或弯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鸟翼伸展……其桥不仅造型各异，而且阴晴变化，晨昏二殊，桥倒映水中，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虚实交映，与自然浑然一体，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白居易的《小舫》，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蘋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 “游应遍”，“去尽通”，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去处甚多，而且兴酣未尽；而深坊静岸、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

水用“绿”，可谓清澈之极；桥用“红”，可谓绚烂之甚，结合首联的“黄鹂”之黄、“乌鹊”之黛，复见诗人之匠心矣。黄、乌、绿、红，色彩鲜艳而明丽，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形成生动的形象，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彩缛色，烂漫春光。因为是早春，还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与首联的两个“欲”字也暗中应合。  

在“莺欲语”而未语、“冰欲销”而未销之时，便有“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鸳鸯双双，甜情蜜意，嬉戏而知水暖；杨柳万万，嫩绿饱绽而润泽，虽然不像是“春风似剪”的二月，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自由自在，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

于是，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自问自答，作者介入其中，问得漫不经心，问得随意天真，与杜牧的“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拟以答问，极富情趣。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是前天还是今日？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然而却还是问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问，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此二句属于“合掌”之笔，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牍之劳后，步出官邸，轻松一身、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

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 [3]P372  在古代诗人的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3]P373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谕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谕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3]P374－375

赏析此诗，笔者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提示：

其一，可作为《钱塘湖春行》的姐妹篇来比较研读。

《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乎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二诗都是写早春，都是写寻春踏青的行迹，都是写一种欣欣向上的繁荣，也都最能够充分显示诗人的观察、欣赏的感受能力，而且同样表现的是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二诗各有特色，风格两异：《钱塘湖春行》着重捕捉早春行迹，突出自然的水态天容，突出对春天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以“乱”“浅”“渐欲”“才能”，特写诗人对春天的感觉，尤其是充分显示其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功力。争暖树的早莺，啄新泥的新燕，迷人眼的乱花，没马蹄的浅草，诗人饱览而陶醉其中，尽情享受，且余兴未阑，诗中多的是愉悦；而《正月三日闲行》则多的是闲适，诗人紧紧扣住题目中的一个“闲”字，而又集中表现一个“闲”字，于自然景色之中点缀以人文景象，摄入镜头的所有物象均为“暖”色调，表现出截然不同于《钱塘湖春行》诗的清丽淡雅，则突出了大红大绿，是风俗画的基调，是闲适悠逸的情态，特别是最后参以稚拙的答问，情趣活泼，戏嬉而谑谐，突出表现诗人豁达而幽默的性格特点，而整个诗的格调俗而多谐，气格轻飏。

第二，此诗可以作唐代苏州繁荣的历史见证来读。

苏州，古称姑苏，秦汉时代，江南置会稽郡，苏州始设吴县，为郡首邑。自589年隋朝统一后，废吴郡，改称苏州。东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苏州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在三百多年的隋唐时代，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流贯苏州全境，苏州也成了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冲，苏州由“望”升为“雄”，成为唐代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自古以桥梁之盛闻名内外。“三百九十桥”是个虚数，是个约数，甚至是个夸张的数字，但是，苏州桥多是事实。一个城市有“三百九十桥”，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千载的苏州，在那久长的历史岁月，到底建下了多少座桥？这确实难以探究。如斯多的古桥，也足以明证，苏州在唐代就是个适合人诗意居住的天堂。水乡泽国，城外四面环水，城内水网纵横，因为河道，便有了各种水榭，有了无数船只，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后还是一往情深地歌咏道：“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苏州小桥，繁荣了经济，也孕育了文化。有了船只，也就有了繁荣的通商活动，有了各地的客商与物产，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进而有了市井的繁华。苏州的许多园林，也都以水池为中心，环池缀以亭台楼阁。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多集中到江南，也促进了江南的文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主要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诗人群落。白居易在与此诗写作于同时的《登阊门闲望》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苏州水城的昔日的繁华，认为苏州超过了杭州：“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雀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曽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诗中也咏道：“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意思是说，苏州人口之众多，民生之繁华，已超过了江淮重镇扬州，已经抵得上半个长安城了。《正月三日闲行》诗正是苏州唐代时苏州繁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其三，可以作为江苏特有的风俗画来读。

白居易的此诗所写山水所以独特，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是因为被写的苏州具有独特的水域特点，诗人切合苏州山水的特点采用了“风俗画”的构图和用色。江南的很多城镇也是结合水系自然布局的，但是，苏州尤其独特，唯独苏州的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像这样严整地规划和建设了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属独此一例。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任上，疏浚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解除了这一带的水患，这也正顺应了苏州的水域优势和苏州人的“亲水情结”。此河一开，悠悠七里，在河堤两岸聚集了一户又一户枕河人家，从此“水陆往来频”，但见“花船载丽人”，而苏州的山塘人家，更是“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武丘寺路》）。苏州城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道路相依附，水陆两套相辅相成的交通系统，构成“水陆相邻，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两套交通系统既相辅相成，又互不干扰，从现代化交通观点看，这里已经体现了常规道路网与高速道路网相结合的设计思想。河道水网纵横交织，构成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基座，古塔、深巷、园林、寺观、粉墙黛瓦的民居、各献其巧的桥梁、自由散漫的碧水，把这些城市元素统一在一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创造出水与城市浑然一体的苏州水城艺术风貌，凝成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的风俗画。

《正月三日闲行》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参考文献：

[1] 全唐诗[M],卷447.（文章中所引用白居易诗不一一注明）

[2]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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