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蜀中离席

杜工部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 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 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 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 当垆仍是卓文君。

【题 解】

大中五年(851)冬，李商隐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府任节度判官，被派往西川推狱(协助审理案件)。次年春，事毕回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东川节度使驻地)。这首诗是临行前在饯别的宴席上所作，故称“蜀中离席”。前面加上“杜工部”，说明是有意模拟杜甫的风格，就好像是代杜甫作诗一样。

杜甫在七律题材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把时事引入传统的酬赠之作。此诗对杜诗的继承就在于李商隐恢复并发展了杜甫七律感时伤世的忧国忧民情怀。当时正值巴南蓬州、果州的贫民爆发起义，朝廷派军队镇压。连年来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这首诗借伤别的席上之感，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忧虑，深得杜甫的神韵。

句 解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诗歌一开头就是一个反诘句：人生哪里没有离别呢？只是在这时局动荡、战乱不止的年代，即便是短暂的分离也使人格外痛惜。因为吉凶难料，前程未卜，或许这一分别就意味着永远的分离。

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吧！下句转到“世路干戈”的社会大背景上，最后又回到“离席”，道出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纪昀语)。如此道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当前的动荡局势：朝廷派往雪岭的使臣尚未归来，松州仍驻扎着朝廷的军队。“雪岭”，指绵亘于今四川西北部的雪山，这一带是唐和吐蕃的分界线，当时的少数民族党项也聚居在这里。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在此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天外”，极言其僻远。“松州”，即今四川松潘县，在雪山附近，当时是唐西南边区与吐蕃的交界处，唐王朝于此置松州都督府。“殿前军”，本指神策军，即皇帝的禁卫部队，这里借指戍守西南边陲的唐朝军队。

大中五年，刚刚归降唐王朝的吐蕃宰相因要求为河渭节度使，朝廷不许，又欲兴起战乱，再度成为朝廷的边患。大中六年，刚刚被征讨的党项又扰乱边境。诗人并未将这种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屯驻大军，也足以想见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一语双关。“醒客”，是诗人自指。“醉客”，指饯行席上的醉者，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延”，指请客人饮酒。诗人化用《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指天气变幻不定，时阴时阳，这是每一个即将登程上路的人都关心的问题。这里借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

“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而且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意义丰厚。此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句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

成都的美酒就足以伴人度过一生了，何况当垆卖酒的还是卓文君这样的美人呢。“送老”，度过晚年。“垆”是放置酒缸的土台子，卖酒的在垆边，故称“当垆”。卓文君，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妻子，才貌出众。相传她和丈夫贫穷时在成都开过酒店，亲自当垆卖酒。这里借指美丽的女子。

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有人则认为“美酒”、“卓文君”的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实则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还有人认为，时事堪悲，却流连于酒色，表面是赞美，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

评 解

唐诗七律在杜甫手里达到了高峰，此后发展不大，直到李商隐继起，七律重新焕发光彩。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诗的第二联尤得杜诗的神髓，被誉为“虽老杜无以过”。

这首诗，作者明确标明学习杜甫的风格，把时事之感融入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诗的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然而，李商隐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李商隐文学成就

成就综述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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