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 赏析

咏三良

唐代：柳宗元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幽隧：墓道。

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张皇：张大、扩大。

从邪：指殉葬之作法。

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参考资料：

1、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J].古典文学知识,2008(02)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柳宗元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在中国文化史上，其诗、文成就均极为杰出，可谓一时难分轩轾。

柳宗元：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文/麦大人

01

自南宋后，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淮河以南，加上北方战乱频繁，很多人流落到南方讨饭为生，广袤的南方得以迅猛发展。

元明清三朝，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却是南方。富庶的南方，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北方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资漕运和财政饷银等。明清两代七成以上的进士，都是南方人出身，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末的改革浪潮，也是从南方发轫的。智能时代的今天，南方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开放普遍高于北方。

在文人眼中，北方是肃杀的，南方是诗意的。南方仿佛是浪漫的代名词，总让人浮想联翩。

但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南方却很不发达，象征着未开化之地，尤其是岭南一带，号称蛮夷之邦，瘴气横行。那些在朝廷触怒天子而获重罪的人，结局一旦被贬黜到南方，几乎是九死一生，没有多少生还的指望。

这其中就有一位文学大家，其人生际遇让后人倍感唏嘘，一生孤独无依，茕茕孑立，他就是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在谪居永州的某年冬日，柳宗元感伤起自己前途未卜，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不禁长叹一声，吟出了史上最孤独的一首五绝《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二十个字里，诗人为我们再现了一幅漫天大雪中，世上行人散尽，飞鸟踪迹全无的画卷。在白茫茫的江面上，停有一叶扁舟，一名头戴箬笠、身披蓑衣的老翁，为了生计所迫，独自矗立在风雪中。

此情此景，你作何感想？老翁是在钓鱼还是钓雪？是，也不是。麦叔觉得，老翁分明就是柳宗元自己，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内心的孤寂，是人生的况味，是人到中年不如狗的无奈。

一百多年前的陈子昂，在蓟北也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不同的场景，相似的心情，只因他们都是一类人，胸怀大志却又报国无门，孤独寂寞悲哀苦闷无处藏身，唯有放声高歌，以抒胸中块垒。

02

大唐自“安史之乱”后，国力由盛转衰。

战争带给世人的，不仅是满目疮痍的家园，更有社会风气的突变。李太白笔下恢宏磅礴的大唐盛世不见了，如今的帝国已是一片垂垂老矣的沉闷之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在河东柳氏家族。世人喜欢称他为“柳河东”，或“河东先生”。

柳宗元算得上是官二代，家境好。他的祖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那位以“坐怀不乱”而著称的柳下惠。而最近的，则是唐高宗李治第一位皇后王皇后的舅舅。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好景不长，随着武则天上位，王皇后被罢黜，柳家人自然也跟着遭殃，家族逐渐凋零。

作为柳氏家族一员，尤其是家中独子，柳宗元肩负着重振家族辉煌的大任。

他自小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少年跟随父亲四处游历，既增长见识阅历，也目睹了社会现状。13岁弱冠之年他就以文成名，好不春风得意，接下来一路过关斩将，平步青云。

20岁高中进士，25岁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放在今天，柳宗元就是一个超级学霸，考试对他来说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

这期间父亲逝世，他回家守丧三年，然后娶了当时文化名人杨凭的女儿。之后的一段时光，他们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仕途顺利，人生如果就这样走下去，那似乎没什么可写的故事。

正如汪国真所说：忧愁总是不请自来，不幸总是突如其来。

两年后，杨氏因病去世，这一年柳宗元27岁。因为对爱妻用情至深，柳宗元再也没有续弦纳妾。后来即使见到万千美女，怎奈有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遗恨。

他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化作了笔端的《亡妻宏农杨氏志》，缅怀了杨氏的贤良淑德，自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盛年丧妻，人生况味，柳宗元早早地品尝人世的无常。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03

处理好家中琐事后，柳宗元打起精神，背起行囊向着京城出发了。对他来说，人生理想高于一切。

他生性豁达，喜好交友，而此后他的命运完全跟好朋友刘禹锡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刘禹锡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朝廷重臣王叔文。这时，历史来到了公元805年，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柳宗元的结局在这一年定格。

唐顺宗一继位，就重用王叔文和王伾，发动了“永贞革新”。

这场以匡扶社稷为己任，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以期开创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局面。古代的改革，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在宦官的反扑之下，这场历时半年的革新黯然收场。

失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自古成王败寇，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皇帝老儿被迫退位，这个只做了8个月的帝王，转眼就成了太上皇，几个月后一命呜呼，开了历史先河。

那普通人的下场，可想而知。王叔文贬官后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官到很远的地方做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这一年，柳宗元32岁，处于最意气风发的年纪，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后，他的后半生，一直被流放到外地，再也没有踏足京城。

白云苍狗，世事无常，命运诡谲地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而他却没有还手之力。

04

长安到永州，就像从天堂坠入地狱一般，一路上柳宗元的心情很是复杂。

他不断反思，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他想不通，政治这玩意儿原本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两百多年后，苏东坡也是一贬再贬到南方，但豁达豪放、随遇而安的他，面对同样的问题，却只是笑而不语。

到永州不久，母亲病逝，女儿夭折，房屋也失火了。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全部承受了下来。

这时，朋友刘禹锡，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朗州放声高歌《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世人大都伤春悲秋，我却觉得秋天也蛮好的。看到朋友活得如此潇洒乐观，柳宗元也不由得深受鼓舞，振作精神。

我不知道千年后的尼采是不是听过柳宗元的故事，但他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加强大。

此后，柳宗元完全融入了这边永州沃土，一呆就是十年光景。公务之余，他总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泛舟到郊外去赏花观景。

柳宗元的仕途无疑是失败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失意，成就了他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美名。

在永州，他留下了大量作品，《永州八记》、《捕蛇者说》、《黔之驴》、《三戒》等游记散文和寓言故事。寓言表面上讲动物的故事，其实说的都是自己和社会。

在大唐，贵族子弟是不允许与贫民通婚的。柳宗元发妻去世后，一直未娶。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太过强大，不允许他家香火断绝，于是他就采取折中方式，与当地两个低微女子同居，总算留下了两男两女。

他觉得没有给两个女子任何名分，对不起她们，就写文章很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流放的日子，生活虽然平静，但柳宗元心里总不踏实，料想着宪宗有一天大发慈悲，诏自己回去建功立业。

古代的士大夫，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艰难抉择。

05

公元815年，柳宗元42岁，他和刘禹锡等奉诏回长安，心心念念的京城我来了。

然而，回去不到一月，经常犯浑的刘禹锡又惹事了。刘禹锡约上十年不见的一干好友，在长安的玄都观饮酒作乐，好不痛快。兴奋之余，他提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下子可把皇帝老儿及身边走狗全得罪了，于是乎他们八个人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不是原路返回，而是发配到更偏远的穷山恶水，几乎是不想让他们活着回京了。

第一次流放永州，柳宗元还有些埋怨刘禹锡，那么这次流放柳州他是完全活明白了。他不仅不怪罪朋友，反而愿意跟他调换地方，播州（今贵州遵义）实在太偏了，后来朋友纷纷上书求情，才改发配去连州。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坚贞。

两个知己，从长安结伴同行，到了衡阳面临分别，柳宗元做了《重别梦得》，与刘禹锡告别。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只是这份美好的愿望，永远都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了，这一次竟是两人的永别。

在柳州四年，柳宗元做了很多事情，开办学堂，教化民众，解放奴婢，发展经济，努力造福一方百姓。

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享年46岁。去世之前，他把所有文稿和未成年的儿子一并托付给好友刘禹锡抚养。

此后的二十多年，刘禹锡倾尽全力整理朋友的诗文，结集成册《柳河东集》，抚养的孩子后来也考中进士，柳宗元泉下有知也当告慰了。

在高手林立的大唐，柳宗元一共只留下了140余首诗歌，数量是不多，但也不乏传世之作。

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散文、游记和寓言方面，他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年前的柳宗元是孤独的，但却一点都不庸俗，他用自己的坚守在那个黯淡无光的世界，凿开了一抹智慧之光。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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