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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欢诗五首 其五 杨方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浅见

南邻有奇树,承春挺素华。丰翘被长条,绿叶蔽朱柯。

合欢诗五首 其五

魏晋:杨方

南邻有奇树,承春挺素华。丰翘被长条,绿叶蔽朱柯。

因风吐微音,芳气入紫霞。我心羡此木,愿徒著予家。

夕得游其下,朝得弄其葩。尔根深且坚,予宅浅且洿。

移植良无期,叹息将如何。

杨方

杨方,东晋诗人。字公回。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人。生卒年不详。他出身寒微,善属文章,同郡虞预将其文送示贺循;贺循大加赞赏,为之延誉于建康。丞相王导召授为掾,转东安太守,官至高梁(《隋书·经籍志》作“凉”)太守。后弃官还乡,逝世于家中。

杨方有《合欢诗》五首,见于明覆宋本《玉台新咏》及《乐府诗集》。这五首诗中,第一、二首手法和句式都较接近。如第一首中“食共同根穗,饮共连理杯。衣共双丝绢,寝共无缝裯。居愿接膝坐,行愿携手趋”诸句,迭用排比之句,有明显的民间歌谣色彩。至于第二首以“虎啸谷风起,龙跃景云浮”起兴,暗用《易经》中典故,语意颇壮,虽有雕采,仍不脱民歌情调。曾经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后三首是作者的《杂诗》,不是《合欢诗》,但尚难确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明覆宋本《玉台新咏》及《乐府诗集》,仍采旧说,似较稳妥。

《隋书·经籍志》载,梁代曾有《杨方集》2卷,至唐初已亡。

论述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发展的情况

1、早在《诗经》和《楚词》的时代,诗中就有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

2、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诗写北方山水大海,诗中“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描写寓志寄情,视野开阔,意境雄阔,风格健朗豪爽。

3、西晋的左思的《招隐诗》和郭璞的游仙诗都写到了山水的清音和美貌,但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毕竟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

陆机、潘岳诸人诗中山水描写的成分大量增加,排偶之句主要用于描写山姿水态,为谢灵运、谢眺诸人的山水诗起了先导的作用。

东晋时王羲之的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

4、继陶渊明的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5、晋宋之际,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的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这对于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此外,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产生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

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杨方、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对当时及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谢灵运。

谢灵运是诗歌史上自觉以山水入诗的第一人。谢灵运长期优游名山胜境,写有大量的山水诗。其诗语言富丽精工,喜雕琢,追求形似。诗的结构往往是按照叙事——写景——抒情的模式来写,结构比较单调,影响了诗歌意境的浑成和完整。他的诗往往是有句无篇。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写园林;“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之写秋;“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之写冬;“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之写暮色;“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之写春景。这些精美的诗句,如一幅幅精致的山水画。

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6、随后,在南朝著名的诗人中,鲍照、谢眺、王融、沈约、何逊、阴铿等人,皆不乏优秀的山水之作,而其中以谢眺的成就最为突出。

谢眺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规律和对新体诗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着重表现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扩大了山水诗的题材范围。同时,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有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诗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如他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之宣城郡出新林蒲向板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

南朝梁代诗人何逊也有些写景名句:“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

7、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山水诗,发轫于魏晋,形成于南朝,成熟于盛唐。

文心雕龙?明诗 ——对魏晋诗歌的概述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晋前朝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

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锺武前王,风流未沬,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风一脉相承。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致玄言诗占据东晋诗坛数十年之久。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是一个酝酿着新编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漏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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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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