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嵇中散 颜延之

嵇中散

南北朝：颜延之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鉴赏

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迕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

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延之的诗作，善用典故，讲求对偶！

颜延之，字延年，琅娜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颜延之性情率直，为人狂放不羁，他喜好饮酒，且总是出言不逊，往往会因此触怒权贵。他一生宦海沉浮几十年，但终究还是仕途不如意，然而其在文坛却显赫一时，并与谢灵运、鲍照等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他一生创作众多，但绝大多数都己散佚，今不可查。现存其六首咏史之作，一为《秋胡行》，一为《五君咏》五首，这六首咏史诗是颜延之诗文创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南北朝咏史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萧统《文选》把这六首诗均收录“咏史”。这六首咏史诗也是南北朝咏史诗的代表，对南北朝时期甚至唐代咏史诗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下文就颜延之咏史诗特点进行分析，进而说明他的诗作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颜延之在《诗品》中被加以“喜用古事”的评说，“喜用古事”就是指在诗歌创作中善于运用典故。用典是增加诗歌艺术水平和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和重要手段。诗人用典可以在喻明诗意的同时增强诗歌的蕴籍，可以用来阐明观点引发读者的联想。写诗用典，古已有之，据《文心雕龙·事类篇》可知，早在周文王作《周易》的卦辞时，就剖释卦艾位置引征远古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进一步发展，曹植、陆机、左思等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采用典故。咏史诗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善用典故的颜延之也将这种艺术技巧运用到他的咏史诗创作当中。《秋胡诗》中“椅梧倾高凤”一句化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典;“寒谷待鸣律”一句则取自《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之典。这两句用典经过诗人的高度概括，浓缩成章，化为起兴良缘佳配，可谓妙哉。第二章中“驱车出郊郭，行路正威迟”的“威迟”出自《诗经》“四牡非非，周道楼迟”。第三章中“磋余怨行役，三陆穷辰暮”的“三陆”，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陆彼崔鬼，我马地隋”、“陆彼高冈，我马玄黄”和“险彼姐矣，我马瘩矣”三段诗意。这些诗句经作者总结提炼，凝练成词，仅用“三陆”二字即把旅途的艰辛跋涉形容地淋漓尽致，更显得形象鲜明、意味深长。由此可知，颜延之咏史诗歌中的用典极为普遍，也极具特色。这提高了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对警句的出现也是大有裨益的。

颜延之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讲求对偶。《文心雕龙·丽辞》载:“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成双成对的审美倾向，而诗歌中的对偶，更是这种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诗歌中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使诗歌在形式结构上显得整齐，也使其在诵读吟咏中悦耳和谐。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小雅·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隔句对”。

两汉时期的文赋中，有刻意追求对偶的倾向，建安时期，诗歌开始用对仗句，自陆机开始，诗歌中运用对偶成为流行的风尚，文人墨客竞相效仿，直至南朝颜延之承继陆机，把这种表达方式进行了更为成功地运用。颜延之咏史诗中多采用对偶技巧，他讲求字词、联句、整诗等各个方面的对偶，追求形式结构上的整齐。如《秋胡行》第八章中“春来无时豫，秋至恒早寒”的“春”和“秋”就是字词上时令类的名对。《五君咏·阮始平》中“郭奕己心醉，山公非虚靓”一句中的“郭奕”和“山公”是一组人名类的对偶。再如《五君咏·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稽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枪山阳赋。”一诗则除首联外，整篇运用对偶。由此可见，颜延之咏史诗中对偶运用极为普遍。

综上所述，颜延之咏史诗在咏史诗诗体发展上的贡献在于其对传体咏史诗的开创，而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对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发展的影响和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咏史诗结构镇密、构思巧妙、章法严谨、铺陈有致，其诗歌辞采华丽、善用典故、讲求对偶，这些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南北朝咏史诗在艺术技巧上达到更高的境界，也对后世律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