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知多少——答徐侍中为人赠妇诗 丘迟

答徐侍中为人赠妇诗

南北朝：丘迟

丈夫吐然诺，受命本遗家。糟糠且弃置，蓬首乱如麻。

侧闻洛阳客，金盖翼高车。谒帝时来下，光景不可奢。

幽房一洞启，二八尽芳华。罗裙有长短，翠鬓无低斜。

长眉横玉脸，皓腕卷轻纱。俱看依井蝶，共取落檐花。

何言征戍苦，抱膝空咨嗟。

丘迟 （南北朝时期文学家）

丘迟（464年－508年），字希范，中国南朝文学家，吴兴乌程（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人。父丘灵鞠，南齐太中大夫，亦为当时知名文人。

丘迟八岁能文，初仕南齐，官至殿中郎、车骑录事参军。后投入萧衍幕中，为其所重，其后萧衍代齐为帝建立南梁的一应劝进文书均为丘迟所作。天监四年（505年）随萧宏北伐，为其记室，以一封《与陈伯之书》成功招降投奔北魏的原南齐将领陈伯之来降，后历任永嘉太守、拜中书郎，再升任司徒从事中郎。天监七年，以四十五岁卒于官。

丘迟诗文辞采逸丽，亦擅诗，锺嵘评：“范（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1]惜传世者不多。其代表作即为《与陈伯之书》，情理兼备，是当时骈文中的优秀之作。明朝张溥辑有《丘司空集》。

南北朝诗词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还有哪些

1、谢朓，南朝齐杰出的山水诗人，出身高门士族，与“大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19岁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参军。永明五年（487），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之游，初任其功曹、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

永明九年（491），随随王萧子隆至荆州，十一年还京，为骠骑咨议、领记室。建武二年（495），出为宣城太守。两年后，复返京为中书郎。之后，又出为南东海太守，寻迁尚书吏部郎，又称谢宣城、谢吏部。东昏侯永元元年（499）遭始安王萧遥光诬陷，死狱中，时年36岁。

2、庾信，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 ，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以文才闻名。

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

累官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江淹，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历仕宋、齐、梁三朝。

江淹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虽家境贫穷，但很好学。二十岁左右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开始其政治生涯。宋泰始四年（468年），被任命为巴陵王国左常侍。

4、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生于会稽始宁（今绍兴市嵊州市三界镇）。南北朝时期诗人、佛学家、旅行家。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谢灵运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大司马司马德文的行参军。此后任抚军将军记室参军、太尉参军等职。刘宋代晋后，降封康乐侯，历任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年仅四十九岁。

5、郦道幼时随父访求水道，博览奇书，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

为官之后，仕途坎坷，未尽其才，历任御史中尉、 北中郎将，迁冀州长史、青州刺史 、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转河南尹，封永宁伯。执法严峻，拜关右慰劳大使。北魏孝昌三年（527年），为叛臣萧宝夤部将郭子恢杀于阴盘驿，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丘迟《与陈伯之书》为什么成为历来劝降书的代表作，试就本片内容细加分析。

《孙子兵法》说：“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意思是使敌人全军投降为上策，全部消灭乃是下策。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虽仅一封平常的劝降书，竟然化干戈为玉帛，使统兵近万的陈伯之欣然归降，何以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能从陈伯之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他权衡利用，喻之以义，示之以势和动之以情。

一、喻之以义

信一开头，便写了陈伯之的才能、威望以及当年背齐归梁的壮举，为陈伯之今天仍能行义奠定了基础。作者用前人评价李广和李陵的誉辞“勇冠三军，才为世出”来盛赞陈伯之，表明梁人并未因其叛梁降魏而轻贱他，使之得到安慰。接着回顾当年陈伯之背齐归梁，是“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堪为识时务。言外之意，今天仍或效当年之义举，叛魏归梁。进而对比陈伯之在梁魏两种不同的境遇（在梁之“壮”：“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在魏之“劣”：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既义正辞严地斥了陈伯之忘恩负义，叛国投敌的行径，也暗中说明叛魏梁乃行义之举，应该理直气壮。

但作为罪孽深重的叛国者陈伯之，难免要忧心忡忡。作者便抓住了陈伯之的这一心理，以毫不在秋的口吻道出陈伯之降魏的不义之举，只不过是“不能内察诸己，外受流言”而已，卸下其沉重的包袱。继而明告梁武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的用人原则和“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的宽阔胸襟，并引用“朱鲔杀了汉光武帝的哥哥，而刘秀不咎既往；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曹昂和侄曹安，但曹操仍封他为列侯”等典故，使之确信归梁之光明前途，以定归梁之义举。

二、示之以势

信中除了让陈伯之深明大义外，还从他的实际出发，切中肯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梁强魏弱。

先从现实上看，梁武帝圣明，使“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文官“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武将“乘轺建节，奉疆之任”，结果“天下安乐”。接着又用“白环”、“矢”的典故，写出梁朝享受天下纳贡之广；用夜朗滇池，朝鲜昌海“请职”“受化”的故事，极言梁朝声威之壮，从而给陈伯之以心灵上的震动。

而北魏，窃据中原，“恶积祸盈”，加上内部相残，离心离德，理应灭亡。值此形势，陈伯之甘为异族鹰犬，实属可“哀”！况且梁朝大军即将“吊民洛邑，伐罪秦中”，“系颈蛮邸，悬首藁街”，陈伯之已处“鱼游沸鼎，燕巢飞幕”之险恶处境，再比之慕容超姚泓虽强盛犹被斩首的事实，说明北魏注定要灭亡，逼使陈伯之就范投诚。因为“霜露所均，不孕异类；姬汉之邦，无取杂种”乃是大势所趋。虽然作者的大汉族主义在今天看难免不可取，但在当时却进而激发了陈伯之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明察时局，早日弃暗投明。

三、动之以情

在对陈伯之喻之以义，示之以势的同时，作者还时时动之以情：国情、乡情友情。

先谈“国情”。作者在写了陈伯之的处境之险以后，突然凭添一笔江南胜景的描绘：“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看似信手拈来，实乃作者独运匠心，以勾起寄居在朔北沙漠中的陈伯之缅怀故国的情怀。进而又引起历史上有爱国之心的廉颇、吴起“思赵将”和“泣西河”的故事，激发其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民族自尊心。

再说乡情。作者不论是说理明义，还是摆势言情中，都希望陈伯之“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并且明告他梁武帝并没有因他叛离梁国而诛九族，相反，其家乃是“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这就使陈伯之既感受到梁武帝的恩德与仁义，又为作者产关切之情而感发涕零，弃魏归梁。

总之，作者为了使陈伯之归梁，挥舞如巨笔，虽然也采用梁时盛行的骈文，但四六言交错有致，形式多变，使义、势、情巧妙地融于体，“义”足以服人，“势”足以惊人，“情”足以感人，收到了一纸书胜百万兵的神妙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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