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操二首 其二 伤妷女 宋濂

琴操二首 其二 伤妷女

明代：宋濂

有妷者女，颜如舜英。诋我以丑，我其何伤。眩白为黑，古亦多有。

自尤不遑，敢谁之咎。黄鹄飞来，其音訚訚。我心苟安，何戚弗欣。

天上地下，命也奈何。命也奈何，焉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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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的轶事典故

宋和尚

宋濂精于释老之学，而僧人宗泐精于儒学，朱元璋每每称道：“泐秀才，宋和尚。” 

少年神童

宋濂六岁时入小学，一日便读完唐人李瀚编著的《蒙求》，其后日记两千言。九岁能作诗，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六里人张继之听说宋濂善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问多少日可通背四书经传，宋濂说只需一周。张继之不信，随机抽取杂书、稗记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诵，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张继之大为惊异，对宋濂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随名师学习。” 

性格慎密

宋景濂性格慎密，在宫中问对的话，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应制的作品，也将其草稿删毁。曾在居室的墙壁上写“温树”二字，有人向他问及宫内之事，他指二字来给他们看。宋濂在朱元璋面前所陈说事情，质朴无隐，就算是家事，只要朱元璋有问，他也一一回答。曾经说：“人君就像父亲、像天一样，难道可以欺骗他吗？”宋濂曾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暗中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宋濂都以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确实如此，你没有欺骗我。”朱元璋因此越来越相信他的诚实。宋濂常常告诫子孙说：“陛下的恩德就像天地一样，要怎样回报呢？只有做到诚敬忠勤，才稍微可以贡献出万分之一罢了。”  

朱元璋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朱元璋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会了解他们。”

主事茹太素曾上奏章一万多字。朱元璋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朱元璋询问宋濂的意见，他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朱元璋查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朕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清廉高风

宋濂面对财物非常廉洁，曾经在门上写了大字：“宁愿忍受饥饿而死，不能贪利而活着。”君子把这句话当成名言。权贵如果是宋濂不喜欢的那个人，即使拿一满袋子黄金，只要谈论中有一点矛盾，即使把钱送给宋濂，他也不接受。日本使臣奉旨向宋濂求文章，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宋濂推辞而不接受。朱元璋问他这件事，宋濂回答说：“天朝的侍臣却接受蛮夷小国的金钱，不是维护国体的做法。” 

米上书字

宋濂视力很好，能在一粒米上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

别号

宋濂号潜溪，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号，如：龙门子、玄真遁叟、仙华生、元贞子、元贞道士、仙华道士、幅子男子、无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宫散史、禁林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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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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