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文|宗璞

近读汪东林著《梁漱溟问答录》，(见一百八十六页上）记述了梁漱溟与某教授的一次会见，颇生感慨。岁月磨人，记忆果然会移形若此。人都可能记忆有误，老年尤甚。我写此文，不是要责备谁，而是有责任记下事实，以减少一些"历史只能是写的历史"的怅惘。

一百八十六页上提到的某教授，即我的父亲冯友兰。

一百八十六页上说，梁先生于批林批孔初期写信批评冯先生，不久，冯由女儿陪同，悄悄地来见，作了一番解释。

而事实是，梁写信给冯在一九八五年，冯梁相见也在一九八五年，所谈内容，无一句涉及批林批孔。

我自一九七○年始，随父寓燕园，迄今已十八年。十八年间曾两次见梁先生。一次在一九七一年，梁先生到我家来访(已见《三松堂自序》）。另一次即在一九八五年。十四年间，父亲与梁先生不曾见面，亦无联系。

一九八五年，人们的生活和以前很不同了。以前筑墙惟恐不高，批判惟恐不深，斗争惟恐不尖锐，现在则逐渐有了来往，有了交融，有了感情。十二月四日，北大哲学系为父亲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哲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前夕，我家私宴庆祝，亲友无不欢喜光临。在筹办这次宴会时，父亲提出邀梁先生参加。我向政协打听到地址，打电话邀请，梁先生亲自接电话，回答是不能来，天冷不能出门。我也觉得年迈之人确不宜在寒冬出门，道珍重而罢。

数日后，父亲收到梁先生一信，信只一页，字迹清晰有力，大意是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父亲读后并无愠色，倒是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命我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

忙过庆寿之后，父亲说要给梁先生写信，用文言，需我笔录。信稿如下：

漱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

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顺请

道安

冯友兰

十二月六日

当时我认为应反驳"谄媚**"的指责，因为这是莫须有的事。父亲说一切过程《自序》中已写清楚，不必赘言。

过了几天，收到梁先生来信。我无留信习惯，此信不知何故，夹在幸免的一些信件中，得以抄录：

芝生老同学如晤：

顷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专此布复，顺请阖府均安！

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需"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处处代表**，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却不能责备他谄媚**。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订正》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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