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始终接受着党的教育

文|曹禺

我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共|产|党 的影响。一九二七年有两件事我毕生难忘。一是中学时代，我的一位班长叫郭中鉴，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同学，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功课也最好，后被军阀逮捕，在法庭上义不受侮，把镣铐打在法官的头上，后来被杀害。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 员。另一件就是《北京晨报》头版上生动地刊载了李大刽同志英勇就义的情景。这两个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有这样崇高情操的人，为宣传真理而下惜牺牲，这些人是共|产|党 员。

后来，我参加一个短期训练班，听了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王芸生先生和其他老师讲工人斗争发展史，讲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虽然王先生并不是共|产|党 员。

在清华大学学习 时，胡 乔木、蒋南翔等都是先后同学。在共|产|党 人的组织与鼓动下，学校里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我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参加短期学生军。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当时的国立剧校教书。杨帆同志当时公开名义是张道藩的秘书，其实他是中共 地下党 员。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什么叫阶级，什么叫社会主义。他还对我说，我会唱一支歌，很好听，唱给你听听吧。这支歌就是《国际歌》。

抗战时期，随国立剧专到重庆。党 通过很多关系来教育我。那时我当教务长，学生们办读书会，好多很用功的学生常到我家来搞活动，他们都是党 员，介绍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地下党 的两位负责人叫他们来做我的工作的。

抗战中，一方面国民党 实在太fu败，而一些共|产|党 人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所以我写了《蜕变》。剧中我写了个好官梁专员，“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说我美化了国民党 。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人物我是以徐特立同志为模特儿写成的。

写《北京人》和《蜕变》时，我每写一部分，都由一个同学拿去给当地的地下党 县委书记看。这是后来他们对我说的。这说明党 时刻在关心我，包括我的创作在内。

当然，我直接正面受党 的教育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看《新民主 主义论》及其他革命的进步的文章。他不断对我讲解党 在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

最近王苹同志告诉我，宋之的同志与我合作写抗战剧本《全民总动员》，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我说这些情况，是说明党 是如何长期地细致地在领导我，做我的工作，要把我引上一条正路。我的生活道路，我的进步，乃至我的创作生涯都有着党 的影响。

我过去想过，现在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们没有共|产|党 ，四个现代化在中国也不能实现。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 对文艺的领导，我只说一点意见，就是要经常性地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可以批评，但不可一棍子打死，要允许反批评。文艺批评，既不要抬轿子，也不要打棍子。

（原载《人民戏剧》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