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生出的花枝

文|曹禺

陈若曦是我认识的一位台湾的著名女作家。她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祖父三代都是木工，母亲这一边世世是农民。说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是名符其实的。我不是为她写传记，说明她是“红五类”、“出身好”。现在祖国上下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些张口闭口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段”“打倒一切”“炮轰、火烧”的显赫人物早已销声匿迹，有的且高呼“推进四化是终生理想”了。

我这样提起陈若喷，因为她也曾经受过祖国那一段灾难的日子，在这方面她和我的情感是相通的；同时，也因为我偶然读了一些记载，说到她出身贫困，仅由于艰苦奋斗，成为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又得到美国约翰。霍布金大学的硕士学位。这使我对她更多了一层亲切与钦佩。她研究美国三位文学大师：福克纳、斯但贝克与海明威；深探他们的全部著作。其实，尽管她自称“无聊才读书”，她却是非常用功，在浩莽的欧美经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烟海中潜心游览过，她还是国外的华裔作家的知心人，有许多熟稔的文学挚友，而且是他们著作的热心钻研的读者。

如今陈若曦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地方、风情、人物，只要她见过，用心观察过的，在她笔下便是一幅朴实、真切、生动的图画。她的语言简练，主张“言之有物”，在简练中赋有深厚的情感。在她的散文中流泻出一片嬉笑甚至嘲弄，但也不时露出字里行间的无声的悲痛。看得出来，陈若曦是个豁达的人，乐观、聪慧的人。文字在她笔下仿佛是一群奔马，驰骋在人生的草原上，不可自止。这似乎又与她小说中那朴厚、沉着的风格大不相同。我想到，人是多么复杂，多么丰富，有什么能束缚住一颗有才能、有生活感触的秀美的心灵呢！

很早，我就听到陈若曦的名字。

1980　年，应周文中先生主持的美中文化交 流组织之约，我与英若诚同志赴美国访问。由纽约出发，经过许多大城市，见到了许多台湾作家，与他们交 谈甚欢，但又总因时间仓促，不得畅叙。然而终于见到了他们，这些我海外的同行，在我是寸。分值得纪念的事情。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旧金山见到陈若曦。她是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遵嘱来接我，当时她的汽车恰恰撞坏了，真不知她是如何来到飞机场的。我看见一位圆圆脸，衣着朴素，一双眼睛透着热情与明慧的中年妇女，和我中学时的老同学、好朋友林登，站在那里迎接我。林登已经两鬓斑白了，身材仍像当年那样比我高出一头，戴着一副黄色的眼镜，简直是一个气字不凡的绅士。而陈若曦梳着北京人所说的娃娃头，额发整整齐齐，看上去像是个中学的学生。

一见面她话不多，只管提着我们的行李。我真是担心，因为她不像有力气的人，却提着我那装满各地赠送的书籍的沉重的箱子上了车。林登算得上是富有的人，他与Eva，他的夫人请我们，还有陈若啥在半岛的海湾边一座高入云霄的华人大饭店吃饭。我确实有些吓住了，这顿晚宴实在太讲究，席间还有许多的新朋友。碧澄澄的夜晚，天海一色。世界像是浮动在一望无边的穹苍中；灯火如星斗般在海水中闪烁着，不断有飞机蓝闪闪的灯光从眼前掠过去，我感到自己已成了天上的宾客。我发现陈若曦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人，她引我说出了许多往事，甚至许多过去在台上演戏出丑的事，我也讲得十分得意。

后来，我的日程大都是陈若曦在安排。我每到一个地方讲话，都是她开车送我。等我出来时，她已在等候，然后又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方。她车开得很熟练，用北京话说叫作“开得溜”，但她的车我不敢恭维。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甲虫车。在热闹的街道，在一片崭新的车队中，她真是落落大方地如同开着一辆豪华的“卡的拉克”。我并不是想坐Cadillac，可我总怕在美国那车飞如箭的大道上，这只可爱的“甲壳虫”会突然不听主人的驾驭，向左或向右闯去，或是停住不动了，那该怎么办呢？事实证明这实在是把人之忧。我总是安安稳稳地从这里到那里，由陈若曦陪伴着会见了许多朋友。

特别是有一次，在一个华文书店，她介绍我认识了许芥星先生。与这位头发斑白，蓄着山羊胡 子，和蔼，学识十分丰富的老先生交 谈，我十分快乐。听说他能写一手好字，做很抒情的文章，而且旧诗词也作得好。当他为我的讲话作翻译时，听着他娓娓动听的语音，选字用词的精彩生动，我由不得地赞美他。其实赞美是很俗气的，而且显得虚假，但我这个人有话就存不住，而说得不妥当之后又十分难受。还是许芥星先生一两句谦逊、平和的话，使我安下心来。

有一天下午，陈若曦告诉我说约好几位台湾作家在她家夜谈。我去了。

她的家亦或是她的书房不算大，摆设简单，跟她的人一样，一眼就看见她的心，朴朴实实，毫不装饰，却令人十分喜爱。书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丰富极了。客人们自由 地在沙发上、椅子上、地上坐着；那顿饭吃得痛快，谈得也痛快。白先勇、水晶、李欧梵，还有许多朋友，我们一起谈到深夜。英若诚至少喝了一瓶威司忌。别人也不含糊。那一晚是我在美国最愉快舒适的时光，就像在家里一样。告别时我真替陈若曦为难，那一大堆杯盏，谁帮她洗呢？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都在大学里，她的丈夫段教授，远在几千里外的Miami.想到陈若喷要看稿子，写文章，又要洗盘子，不由感到作一个女作家的不容易。

陈若曦又是一个十分好客的女主人，多少从国内到Berkeley　来的人，都到她家中作过客。萧乾，毕朔望，以及在她家打过尖、住过的朋友，都说在她的家中最能体会到“他乡遇故知”的情怀。

一九六六年，陈若喷与她的丈夫段教授因思念祖国，回到乡土。恰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时而北京，时而南京，时而西北，跑了许多城市。她目睹了那时横行于中国土地上的“法西斯”。多少知识分子、贤人义士、革命前辈，以至无辜百姓，或遭残害，或株连家小；他们夫妇怀着一腔热望，回来报效祖国，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痛苦与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他们回到加拿大；又定居在旧金山的柏克莱。

今年六川司的一天，和我相识多年的吕正操同志突然来到我家里。一推门就大声叫道：“曹禹，你知道陈若喷又来了么？她现在正在福建探亲，你打个电报，快请她到北京来。”我并不知陈若曦已在福建，但听说她来了，很是高兴。吕正操畅谈陈若曦最近写的一本妙书《无聊才读书》，他说：“写得好极了，尤其是她描写你，真是活灵活现，就是你这个人，一点不错。”

他哈哈大笑起来。走的时候他把《无聊才读书》留给了我，并且告诉我：“陈若曦到北京来了，我要请她。”

巧得很，吕正操同志刚走，电话铃响，是陈若曦的声音，她从北京饭店打来的，说要见我，不是我去就是她来。我告诉了她吕正操要请她吃饭，不知她是否晓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她说：“请他到我这里吃饭，一块儿聊聊，不好么？他的电话号是什么？”我告诉了她。

不久，陈若曦又来了电话：“和他定了，他约我们，你，你的夫人，与英若诚明天在钓鱼台午餐。”

翌日，我们到了钓鱼台，老实话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贵的国宾馆吃过饭。果然，进门便风光非凡，不尽的山石、游廊、涓涓清溪，鱼在水中荡漾，小桥流水，琼花碧草，真是人间天堂。一座精致的小楼藏在密密的林荫中。

我们被引到一所宽阔的大厅里。正在谈天的时候，钓鱼台的经理请我们参观这个地方。

乘一辆小巧玲珑、如同轿子似的车子，我们大转了一番。这里有着大多大多的古董，珍品，中国传统艺术、工艺的精粹，令人目不暇接。在元首下榻的小客厅里，绣缎沙发的靠背和扶手上，都铺了一块块白色的纱罩，直来直去的陈若曦忽然说：“这样美丽讲究的沙发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我们接待元首，难道还怕客人弄脏了我们的沙发么？”这个意见自有她的道理。后来我想，她大约不了解，这些细纱的白色织物，在中国人的眼里已成了一种装饰品了。但我喜欢陈若曦想到就说出来，说心里话的品质。

我请陈若曦到我家吃饺子。还请了老朋友吴祖光和《文艺报》的吴泰昌。

他们都是说笑话的能手，所以回想起那一顿饭，真是笑声不绝。陈若唆吃的有滋有味，对我家的各种素菜也很欣赏。我不由想到在美国，在柏克莱她家的那一晚，想起我的那些朋友们。后来，陈若曦告诉了我，许芥星老先生已经逝去了。我听了很难过，他是因为暴雨冲倒了房屋，而埋在了泥沙里。哲入不寿，可爱的人也不会常存。

在陈若曦走后，我读了她的小说《尹县长》。为什么如此晚才读到这篇小说呢。一则因为《尹县长》在海外早已轰动，所以我知道这是一本写“文化大革命”中残害与被残害的人和事，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我听过，也见过太多了，我已无心再找来这本书，去温 这一场恶梦。再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真是日新月异地在变，各种新鲜的事和人挤满了我的脑子，又顾不上读《尹县长》这篇小说了。

我翻开这本书，不长，也就是个短篇吧。我读了两遍，并且让我的女儿也读，因为在看了这篇小说之后，我很想和人谈谈它。果然，我们的感受那么相同。这篇小说写得真实、深沉，读后叫人悲从中来，又叫人思索。寥寥几笔，便画出西北的一九六六年，那悲哀、沉闷的小城景色。尹县长是一个国民党 军官，由于地下党 所作的工作，他起义了，使陕南三个县不费一槍一弹地插上了红旗。他是个行伍中人，解放以后让他当了一个县长，但大约只是个不大管事的县长，似乎只是挂名，为体现党 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来了，他被说成是潜藏的阶级敌人，他不能理解，最后，造反派为了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为了“革命需要”就把他槍毙了。临死前他只知喊着两句话：“毛主席万岁！共|产|党 万岁！”小说是从“我”的视角写的，一个外乡人，一个与尹县长毫无关系，而只见过那么几面的人；然而，恰恰是他对尹县长那无声的、难言的同情与悲痛，才更加真切，深刻。我自然是经受了这场“革命”，我的女儿也是当年的“狗崽子”，我至今记得她每天从学校回家的那副神情。

我诅咒这场“革命”带来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残酷的人性。那种世道不能再来了。

陈若曦的作品使我悟得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她的著作似乎是中国土地上植根、又灌溉了西洋文学的养料的一棵棵茁壮的绿树。毕竟是中国作家笔下的风土人情，她写得深切、细致，遣字用词严谨，但又运用了许多闻得出中国土香的生动的文字。她不摆作家架子，是天然生出的花枝，被风吹动着，不求绚丽夺目，却自然地引人入胜；引人感叹、惆怅与思索。她确是代表台湾文学，应该说中国文学的优秀的作家。

《收获》登载了《尹县长》，要我写篇东西，谈谈作者和作品。我可以自称是陈若曦作品的热爱者，我始终认为《尹县长》是她无数作品中成熟、完美的一篇。

现在“伤痕文学”已经写得不多了。我读过不少这类的小说和戏剧。有的写得很出色，很感人。《尹县长》似是“伤痕文学”中最早的一篇。其中有悲痛，有愤慨，有嘲讽，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作者那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

有不少“伤痕文学”我读后不久便忘记了。但是《尹县长》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又记：她的散文集《无聊才读书》，我一气读完了。这是一本有性情的好文章。有的使我流眼泪，有的使我不禁笑出声来。其中的两篇特别吸引我。

《我的儿子的妈妈》这一篇充满了自我嘲弄的诙谐；《许芥昱的麻婆豆腐》，乍一读，她似用笔欢欢喜喜地描出来一幅许老先生的图画，然而末尾几句，当陈若曦惊慌地跑去，在被暴雨冲塌半边的楼房中，寻找埋在石堆中的许老先生夫妇，那深沉的哀伤与友情使我难过异常。我像是和她一同去到那里，要再望望这样可爱、可敬的老人。

陈若曦来信，说她不久又来北京。到时候我要请她送我这本集子。因为，真是怪事，我正拿着《无聊才读书》，到书房中站了站，找另一本书，一转眼，像是什么神秘的力把这本散文集突然摄去了。这种事我以前也常常发生，正在读着的书不见了，过了两天，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但这次全家为我上上下下寻觅了三天，终于不翼而飞，大约是什么神仙拿去读，再也不还了。

（原载《收获》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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