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创作漫谈

文|曹禺

有些问题，我常常在想。近来，觉得有些话想说一说。作为一个写剧本的人，我要说的当然还是写作的问题。

我感到三年来创作有极大进步。小说、诗歌、戏剧，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有很多好戏，朝气蓬勃，充满新鲜感。大家都在讲，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说的，是戏剧创作中有一类戏，有人把它叫作问题剧或社会问题剧。不必讳言，我们的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就根据问题写了很多戏。有的剧本写青年犯罪间题，有的剧本写血统论影响问题，有的剧本写特权与法制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剧，是作家集中了群众的感受，显然，也包括作家自己的感受，多方构思而成的。这样的剧本，一方面揭露了陰暗面，一方面告诉群众，我们有决心、有办法消除这些陰暗面。这些戏的结尾，往往也都把矛盾解决了。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像戏中描写的那样曲折有致，那样有力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了呢？也许不一定。但无论如何，这种戏对社会的作用是好的。戏剧创作的进步性就在于此，敢于触及时弊，揭露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创作思想确实是解放了。应该说，这是人民在推动剧作家去这样写，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上的问题，希望在舞台上看到党 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与信心。

这些作者都是作常热忱的，用各种办法表现他们的爱与憎。他们希望解决问题的心情是急迫的，这种心情很可贵。

这类戏好处还有很多，暂且不说了。我看，写社会问题剧不是今天的发明创造，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样的戏很早就有，一直就有。这里有一个写得深不深的问题。好的社会问题剧应该植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问题之中。现在有的戏仅仅写出了一个问题，问题便是一切，剧中人物根据问题而产生。人物有的站在问题的这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那一面，有的站在问题的中间。于是出现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当然这种问题剧是人民需要的。我们要根据人民的需要写东西，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写得更丰富。其中还包括对生活认识的深浅。如果我们仅仅写了社会上的问题，而忘了或忽略了写真 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笔下就只有问题的代表人物，而没有真实生活中的人，没有那种活生生的、一点不造作的人，那种“代表人物”是不会被人们记住的。

这里有一个写作时的出发点。不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急于写。急了就可能粗，可能浅。把生活摸透了，自己有了深刻的感受、认识，心中有了人物，然后再考虑如何写。这样就会写得比较活，比较动人，比较扎实。现在的一些作品常常是对坏的加以夸张，对好的也加以夸张。夸张是必要的，是一种技巧，但是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特定的环境，就不成了。我感觉到有些戏的环境就是一个“舞台”，一群人在“舞台”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在“舞台”上发生的。说到极端的话，这样的戏写不好时，就是逻辑思维的图解。这样的戏写好了，是感动人的，人们是要鼓掌叫好的，但就在那种时候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了剧场后，人们还想不想呢？第二天醒来，人们还想不想呢？大家还想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吗？我是不大想的。

因为第一遍就已经满足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对解决问题的渴望，都在戏里得到满足了。如果还有点不满足，那就是几年之后，人们还能从中得到启发，教益，还会感动吗？

我看戏，读文艺作品，我所注目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常感到有些人物是捏出来的，也就是按作者的意愿与需要捏出来。当然，人物都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我所谓的捏出来，就是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有时太过分地强调他的“正面”，有时又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妙的。

过去，有人往往用“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句话，把敢于提出问题的作品和作者否定了。今天，这个局面过去了。我们的党 提出思想解放，出现了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剧。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不能满足，要提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画皮》，讽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用今天的话说，也是提出了社会问题，是写得很巧妙的。虽然短小，但根深。

这种尖锐、强烈的表现方法，值得我们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写一个《画皮》，或者不叫《画皮》，叫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写得看不出《画皮》的痕迹，也不大行。其道理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深刻的创造性。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造性。创造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粗有细。

现在的创作，可以说是勇敢的，热情的，也有一定的人物形象。但从一个更高的尺度来看，就不够了。为什么要写得那样符合问题的要求呢？为什么除了问题之外不叫人再想想别的呢？比如说，写特权与法制这类问题的许多剧本吧，在这个问题之外，应当有其他的思索余地，应当使人有种恋恋不舍的“后劲”。不要过于直白，不要一览无余。人们看完戏，应当感到戏中的人非常像自己身边的或自己所看到的“那一个”。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剧是有这种弱点的，就是虽然说了群众的心里话，但并不是完全为群众所信服。

当然，现在公式化、概念化是少了，每个作者都有出奇制胜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把社会问题看得太窄，只看到“这一点”，而忘了四周的生活，所以作品不饱满。可以看看易卜生的《娜拉》。娜拉的出走是一件大事，她要出走，要人格独立，不愿老当丈夫的小鸟。这在当时是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的。这个戏中就有那种乍一看与娜拉的出走关系并不紧密的人物，比如娜拉一家的朋友，那个医生，要删掉他也是可以的。还有娜拉过去的女朋友，她来看娜拉，如果硬要删去，戏也能进行下去。但是易卜生却把医生的性格与丈夫的性格对比，娜拉与她的女朋友也有明显的性格对比。这两个人物与剧本所写的妇女地位问题并不发生直接关系，然而却使剧本丰满了、深刻了。

剧本的复杂性、深刻性并不在于人物多，场面大，不在于豪言壮语，或故事的曲折奇特，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了解。你究竟看到多少，懂了多少。写东西不流于表面，不仅仅让人们当时看得有趣，应该迫使人们看后不得不思索。《娜拉》之所以是世界名著，直到今日还有生命力，就因为易卜生写得深刻、写得真实，剧中最后一段，娜拉和她丈夫有长时间的对话，十分精彩。让你不知不觉地跟着它走。那也可以说是一种说理性的东西，但他是借着人物流露出来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写妇女解放的剧本不少，实际上能够存在下来的，让我们忘记不了的，还是易卜生的《娜拉》。现在挪威还在演出。因此说，写社会问题也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的，人们看的不仅仅是那个问题，问题也许已经过去了，可是那些人物还是活灵活现，让你想着。我们的一些剧本，现在很需要，很受欢迎，但要看得远一些。

易卜生（1828—1906）年轻时写过许多历史剧，他写《娜拉》（1879）时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已写过两部伟大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波尔。金特》（1867），歌颂“人的精神反叛”。《娜拉》演出后，轰动挪威和整个欧洲，一位妇女解放运动者十分热情地找到易卜生，请他解释《娜拉》的主题与思想，易卜生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夫人，我写的是诗。”

易卜生的这个答复是有道理的。我想，他是说不能简单地用一种社会问题（如“妇女解放”），来箍住他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生的深沉的理解。

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写社会问题剧，也要对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哲理有一定的认识。

以上是我说的第一点，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问题剧要注意提我们的“戏剧天地”绝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剧。题材要广泛，这是党 早就号召的，也是人民的需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做得不够呢？我们写东西不光要有益于社会主义，还要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人类。最近我看了《文艺报》上孙犁同志的一篇文章，写得十分好，也十分透。他勇敢地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这是很大胆的。我由此想到，我们写“人性”写得太不深了，甚至有人至今还不敢碰。每个人物都是有性格的，就看你怎样写，敢不敢写，会不会写好。

现在有的人好像头上带了紧箍，不管谁一念紧箍咒，他的头就痛。这不好。

不在于人家限制你，而是自己限制自己。这也是有来源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束缚和几十年的极左压力，使得许多人谨小慎微，不能畅所欲“写”。畅所欲写，并不就是写黑暗，一味写黑暗是不利于祖国的。我是说，要写那些叫人揪心的，使人不能忘却的人物，写他们的情操、信念。这样的人物是能代表社会的一部分真实的。不这样，就下会有生命力，就保留不下去。一个作家进行创作，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渗透在里边。

作家反映真实的生活，也就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不是先有某种预定的观念，也不管自己懂不懂，消化没消化，就按照这种观念去塑造形象，让那些形象同政治观念去“合槽”。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是不会真实的，甚至是假的。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生活、研究生活是对的，但是不能用马列主义观点代替作品的主题。主题不是事先规定好的，是生活中来的。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应该也是一个思想家。无论看到什么，都要想想，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听到一件事，就轻易下结论，不要头脑发热。过去说带着问题下去，这是可以的，是一种方法；但是一个作家要广泛了解真正的生活。不要太急于动笔，有人下笔千言，那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积累够了。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家的好作品，不是被某个问题箍住的。《红楼梦》把整个社会都反映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这些伟大作品，都反映得很深刻、很厚实。

文学反映生活，不是那么狭窄的，也不应该是浮浅的。在人物身上应当能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这样才可能有思想性。现在一般认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有思想性了，我想这是个误解。把思想性简单地理解为某一个问题的是非观。其实绝不止此。暴露与歌颂也不能代表思想性。思想性来自于作者对生活执著的追求、观察与思索。有这样思想性的作品，才能真正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顺着作家规定或圈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叫人纵横自由 地思索，去思索你所描写的生活、人物，也思索整个社会、人生和未来，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自己，在创作上不要走一条轻巧而容易的道路，要写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感情充沛的东西。艺术上要十分考究。我并不是说一写出来就要名垂千古，我不过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得更深、更广些。

不要浅尝辄止。有一阵子写科学文艺很热门。徐迟同志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篇非常好的作品，从那开始，接着出现许多这类很好的作品。但这种科学文艺现在又不够多了。有一阵子写中日友好，有《泪血樱花》、《玉色蝴蝶》。又有一阵子写台湾回归大陆 的问题，就有《彩云归》、《归帆》……

这些东西都应该写，也需要写，也能写出好作品。但是，我希望有经久不灭的火，而不是一阵风。艺术的火焰经久不灭地燃烧着，这才是伟大的著作。

人们永远看到它的光辉，从中能了解到做人的道理。

对生活的观察不要有框框，视野要广阔，要深厚。这不是说工厂、农村、学校都要同时去了解，这也不大可能。能在某一方面了解的深，了解的透，有了真正的感受，有了非写不可的感情，就好。再有，就是艺术技巧问题。

我认为技巧是不难学的，只要天天写，多读书，日久天长，就会写好。写新的，也可以写老的；写目前需要的，也可以写永久需要的，主要是敢于写生活的真实，不要看出人工的雕琢。我的戏就有雕琢气，只有少数一两个较好一点。要在极不雕琢中，写出了不起的人物，写出人物的性格。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说得好，“唯陈言之务去”。古人就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新的东西，更多的好东西。

文艺的道路是那么宽广，创造人物是那么有趣，那么动人。只要我们肯下苦功夫，那真是乐在其中呵！

（原载《剧本》1980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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