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之死

文|[美] 詹姆斯·E.米勒

-漂亮的光头-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

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他死得很突然-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在法国，他被视为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世界报》(Le 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解放报》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别副刊，详细介绍了这位伟人的生平和著作。举国上下的传播媒介都洋溢着一片赞誉之声。

在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对福柯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有时几近苛酷。”著名古典学者保罗·韦纳称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 。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可能是法国当时还活着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颤颤巍巍地向福柯的亡灵致敬，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 。褒奖之辞铺天盖地而来，赞美者中既有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内阁部长和正在变成老人的毛主义者，还有工会领袖和刑满释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明显的虚情假意，只需把这些赞誉之辞排列一下，就不难看出福柯在社会上拥有何等的影响了。

-“人”很快就会消失，

“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由讣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作而开始成名的。他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

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这个论点更广的含义只是在数年之后才为公众所看清，因为那时福柯这本书已被一个“反精神病学派”团体奉为经典。拉英(R.D.Laing)、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学者就对福柯大胆的论点、高质量的学术和优美的语言，表示过赞赏。他的名望开始在法国上升。而随着1965年《疯癫与文明》英文版的问世，他又开始蜚声海外。

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发表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该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比较研究。尽管常常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连珠。而其中最有名的，还是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福柯用这句话，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预告了“人”的死亡。正是这句话所引起的争论，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权力，某种在每个活的机体

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还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等仗义执言。

与此同时，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个新高峰：踏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导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的后尘，他于1970年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约就是他的那种“权力”概念。他公开承认尼采是他的榜样和先驱。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的机体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

他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这或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上述权力概念阐述了现代监狱的兴起。虽然他像通常一样使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他那别出心裁、狂放不羁的论点又一次震动了人们。

在监狱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地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那么严酷，现代监狱才集中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一般说来正是现代世界典型的强制形式。

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尽管福柯只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明确地谈到权力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始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从《疯癫与文明》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

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经常在他的书里出入的人物们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寓意剧——从绞刑吏拷打凶犯，直到医生禁闭狂人。

社会难道真的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而获得解放吗?所有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到萨特——都做过这种解放之梦。然而，如果认真读读福柯那部无所不包(而且还未写完)的性史，我们就会发现此梦简直无从实现。

在本书引起争议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驳斥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化是性压抑文化的流行观点，但他提出的新观点却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促使新的性反常行为疯狂增长;这些性反常行为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有的有益，有的有害。

难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惟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种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称：是的，死于“性病”，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那是赋予一种怪异得令人作呕的生活“一副不可变换的面孔”。福柯还套用人们在赞美十字架上的耶稣时使用的语式，称赞为自己的色情活动而殉身的人所显示的，不是天国上帝永恒的荣耀，而是“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他的隐形的真实，他的可见的奥秘”。

这位哲学家，就像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说中某个虚构人物一样，或许也会这样预先评论过他自己的死可能包含的意义。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福柯每一部作品都那样惊世骇俗。

-事实上，

许多人对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准备。-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去世四天后，已故哲学家的朋友和崇拜者们聚集在硝石库医院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他们前来参加一种法国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是棺材被搬离太平间的时刻。这种仪式常常是人们相互问候和逗乐的场合。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小院里鸦雀无声。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送葬者后来承认，他当时“模模糊糊地有点窘迫，想离开那里，但又只想偷偷地溜走”。然而在那水泄不通的人群里，这简直就不可能。关于这次仪式的消息，起初只通知了朋友们，但后来被《世界报》公开了。结果来了好几百人，而那院子太小，无法宽松地容纳这么多人。

老朋友们对于如何记录这一事件感到不大清楚，便挨挨挤挤地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雅克·德里达来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著名的同事也来了，其中有保罗·韦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研究古代宗教的历史学家，他为推进福柯的事业而做的工作绝不少于任何一个人)。身为作曲家的福柯的另一位老友皮埃尔·布雷(Pierre Boulez)，还有法国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都前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现已无声无息的左派斗士和旧情人、亲朋好友、著名出版商、影星挤在一起。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这两位常在游行队伍中和福柯并肩前进的老行动主义者，也都出席了仪式。西尼奥雷显然受到了很大震动，表情悲伤。事实上，许多人对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准备。

-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好奇心-

人们等待着棺材出现。那一片肃穆，本来就已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得愈益凝重。

在院内靠近停尸房的一个角落里，吉尔·德勒兹登上一只小箱子，开始用一种颤抖的、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读一份文件。

文件里的那些话是德费尔挑选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这些话很像是一种概括，阐明了这位大思想家投身极限体验的“耶稣受难”举动究竟妙处(亦即苦处)何在：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玩味，而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求知的顽强决心如果只保证了认识的获得，而保证不了认识者以某种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发生偏差，又有何益?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考，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人们会说，这些同自己玩的游戏只需在幕后继续;这些游戏至多只是那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准备工作一旦有了结果就会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

仪式结束了。人群踌躇了片刻，便开始散去。灵车则开始了返回普瓦图省(哲学家的诞生地和最后归宿)的漫长旅程。它载着遗体，驶上街道，转过街角，不见了。

詹姆斯·米勒，生于1947年，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政治学教授，1992—2013年任该校自由研究所主任。曾任《新闻周刊》图书和音乐评论专栏作家、《滚石图说摇滚乐史》编者，兼《娱乐周报》《新共和》《滚石》等报刊撰稿人，在《政治理论》《史学理论》等刊物和论文集《汉娜·阿伦特：公共世界的复兴》《斯特兰德：荒岛摇滚乐》中发表过多篇论著。其他重要著作包括：《民主在街上：从休伦港到围城芝加哥》《卢梭：民主梦幻家》《历史与人的存在：从马克思到梅洛–庞蒂》《秽中芳华：摇滚乐的兴起，1947—1977》《思想者心灵简史：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等。

译者：高毅，195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著有《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欧洲的分与合》(合著)、《世界文明史》(合著)等。译著包括《福柯的生死爱欲》、《他乡——以撒·柏林传》(合译)、《话说欧洲民族性》、《黑暗时期三女哲——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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