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的秋天 | 永井荷风

文|永井荷风

浏览近年报纸上的新闻得知，东亚风云突变，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已无暇顾及善邻之谊。想起十九岁那年随父母同游上海的旧事，恍如隔世一般。

记得小时候，见过父亲的书斋和客厅的壁龛上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等清人的字幅。父亲喜好唐宋诗文，与中国的文人墨客很早就就结下友谊。

何如璋是清国公使，明治十年前后曾长驻东京。

叶松石同一时期也在日本，是第一个被外国语学校聘作教授的清人 。后一度归国，之后再度来日，终病死大阪。其遗稿《煮药漫抄》的开篇，有诗人小野湖山所作略传。

每逢庭院的梅树纷纷散落，家里客厅的壁龛必定会挂上何如璋挥毫写就的东坡绝句，故而窝到了耄耋之年的今日，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那二十八字。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明治的儒者文人及其看重何如璋，当时刊行的日本人所作的诗文集，几乎都附有何氏的题字、序文或评语。

我于明治三十年九月离开东京 ，启程的日期和所乘轮船的名字至今记得。我比父母先行一步，从横滨乘船到达神户，与由陆路赶来的父母汇合。

轮船装货需停泊二日二晚，我趁机独自走访了京都大阪的名胜古迹，体味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行之趣。不过当时的情景大致忘了，唯独记得，在文乐座听越路太夫 ——也就是后来的摄津大掾唱了“俊传兵卫”。

船行至长崎后，一位身着淡紫色罗面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中国人，叼着烟卷乘着小舟拜访了父亲。当时，长崎尚没有可供轮船停靠的码头。那位来找父亲的中国人回去的时候，一边从舷梯往下爬，一边呼喊“舢板”。那呼喊小舟的叫声，让我体味到一种似乎已经身在异乡的、难以言表的快感，至今难以忘怀。

清晨抵达长崎的轮船，于当日傍晚时分再次解开缆绳，并于次日午后驶进吴淞河口，在芦荻丛中暂等涨潮后，徐徐开进了上海的埠头。辞官从商的父亲，从那年春天开始监管上海某公司的事务，所以埠头上站了大群欢迎的人。他坐进一辆套了两匹马的马车，母亲和我也随即跟上。在东京看惯了铁道马车 那种瘦马的我，觉得眼前这装了皮具、膘肥体壮的马儿实在洒脱。马夫二人、马丁二人，穿了红色袖口和领口的同样的白衣，头戴红穗斗笠。这阵仗让我恍惚间觉得，一家人顿时成了权贵，因为欧美公使当时在东京也是那样威风堂堂地乘着马车在堀端 兜风的。

父亲的宿舍在公司院内，离码头不超过两三町 距离，才听见鞭子声响，马车就沿着石墙进了铁门，停在一栋法兰西风格的灰色石砌房屋的台阶下。

房子有两层，下面共两间，会客间和餐厅。把隔在中间的推拉门向左右打开，便成了一间大得能开舞会的大房间。楼上有两间连着阳台，一间是父亲的书斋，另一间是卧室。无论坐在哪一间，大海一般的黄浦江两岸都能一目了然。父亲把里头的一间分给我暂作卧室。那间房没有阳台，不过法兰西风格的窗户外有个小露台，凭窗望去，草坪那边是公司的办公楼，石墙外隔着马路的远方能看到日本领事馆的建筑。当时日本还没有租界，包括领事馆在内的日本公司和商店，大抵集中在美租界一隅。唯有横滨正金银行和三井物产公司设在英租界最繁华的河岸边。

美租界和英租界当中隔着运河，河上架的桥名曰虹口桥。过了桥，黄浦江岸有个西式公园。我吃过晚餐后由公司的人领着去那儿散步，来回花了一小时，看来往返距离也不超过日本的一里 。

我走进里头那间小屋躺在床上，虽说旅途劳累，可怎么也睡不着。自从上岸的那一刻起，我不管看上么都觉得好奇，不，应该说我受到某种更加深刻的感动。当时还没有 “exoti”这个说法 ，我只知道自己的感官兴奋至极，却没有足够的知识解释分析这一反应。

后来我才逐渐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每日体验的异样感动，其实是海外的风物和色彩所唤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强烈的色彩之美。比如，街上行走的中国商人和坐在独轮车上的中国妇女的服装的色彩，站在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查头上包裹的布巾和土耳其人的帽子的色彩，往来河上的小舟的色彩。以及种种我听不懂的话语人声。当时尚不懂西洋文学艺术的我，着实被这些颜色和声音赋予强烈的感官刺激。

我曾在街上碰到一支敲锣行进的队伍，名曰“道台”。也在某日傍晚，遇过送殡的行列，哭天抹泪的妇女走在最前面。这些奇异的风俗让我睁大眼睛。头上插了桂花的中国美人在张园 的树荫下赶马车的光景，古香古色的徐园 的回廊上悬挂的对联书法，开在那黯淡中庭的秋花的寂寥，剧场茶馆聚集的四马路的喧闹，这些让我对异国色彩的感动越来越深。

自大正二年的革命始起 ，中国人改变了清朝二百年来的风俗，同我们日本人一样，兴用欧美之物。我三十年前亲眼所见的色彩之美，也许在如今的上海街市已荡然无存。

当时，年轻美貌的中国姑娘，时兴在辫尾绑一条穗子长长的丝巾，每走动一步，那穗子就随着穿了缎面鞋的雪白的脚后跟摆动，我看了不禁觉得，这实在是优美且纤巧的风俗。男子服饰之美胜过女装，在图案华丽的缎面长杉上，再穿一件镶了粗边的颜色鲜亮的短上衣，数目众多的扣子都嵌了宝石，长穗儿腰带上系若干刺绣口袋。我很是羡慕。

与江户时代相同，清朝使用阴历。一日，我随父母乘马车去了郊外，穿过满是柳树、芦苇和桑树的无尽的平野，来到正中央的一座名叫龙华寺的古刹。我记得当时登上塔顶，想来那天应该是旧历的九月九日，正好是重阳节。学过唐诗的日本文人，从江户时代起就有重阳节登高、采菊摘茱萸作诗的习惯。可上海市中既无可登之高地，也无远望之山影。父亲在车中说过，只有去到郊外的龙华寺，登上塔顶，方可见云烟渺渺间矮山连绵。

昭和的日本人，惯用“hiking”这个美国词的音译外来语 代指“秋日游山之事”。可依我这个顽民的意见，古来沿用的“登高”一词足矣。

那年的阴历九月十三是阳历的哪一天，我不记得了。草拟本文之初，我想起当时某日，父亲吃过晚饭后在书斋闲聊时，曾说“今夜是十三夜”，并即兴作诗一首。父亲的遗稿如下记载：

芦花如雪雁声寒，把酒南楼夜欲残。四口一家固是客，天涯倶见月団栾。

当时，我曾想过就这样滞留上海，找个合适的学校念书算了。因为回了东京就得接受征兵检查，升入高等学校 还得学习柔术之类的玩意儿，这些是我最讨厌的。可惜我的愿望终究没有获准。那年冬天，母亲要回东京，我也一同上了船。那时，在公园里赶马车的中国美人的鬓发上，已经看不到菊花了。

这些都是三十六、七年前的旧梦了。岁月不待人，时间匆匆过。诚如东坡所言，“惆怅东南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甲戌 十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