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题元八溪居》赏析

白居易《题元八溪居》赏析

【作者】郑永晓 

溪岚漠漠树重重，水槛山窗次第逢。 

晚叶尚开红踯躅，秋芳初结白芙蓉。 

声来枕上千年鹤，影落杯中五老峰。 

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 

这是一首广为人们所称道的七言律诗。是为其好友元八在庐山下的依山傍水的庄园而作。元八，即元宗简，字居敬，有《元少尹文集》。白居易有《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等作品，可以证明他们是多年要好的莫逆之交。这首小诗从作者赴友人“溪居”途中写起，层层推进，为读者展示了优美宜人的友人住所及主客欢融无间的情景。 

首联写诗人途中所见，是作者接近友人“溪居”时，依次观察到的外围景色。岚，是山林中的雾气，漠漠，形容弥漫的状态。因为是进行中看到的景物，便产生了如同现代电影拍摄中镜头向前推移那样的效果，潺潺的溪水，弥漫的岚气，茂密的森林，似乎是依次迎头扑面而来，极富层次感。镜头再往前推，则是措置有序的水栅，面山而凿的小窗。虽是短短的两句，却写了诗人次第相逢的许多意象，既显得气势阔大，又渲染了庄园所在位置的幽邃。颔联是将视线推进到主人溪居的周围，是实写环绕溪居的近景。踯躅，即杜鹃花，春天开红花，故称“红踯躅”；“芙蓉”，此处当指木芙蓉，落叶灌木，又称木莲，以别于荷花之称芙蓉，秋天开白、黄或淡红色花。这一联通过杜鹃、芙蓉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秋之交时的优美境界。诗人很懂得作画构图敷彩的美学原理，选取红白两色入诗，对比鲜明，色彩效果十分强烈。同时分别用“尚开”“初结”来修饰，又造成此开彼落、绵延不绝的效果，似乎溪居永远有鲜花多情地围绕着。 

诗的颈联转入虚写。溪居是依山傍水，建在庐山附近的庄园，通过前面的刻划，已经造成人间仙境的气氛，这一联则更强化了这种效果。“千年鹤”用丁令威的典故。据《搜神后记》载，汉辽东人丁令威，学道成仙后化鹤归来，落在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欲射之，鹤乃飞鸣作人语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显示出庄园的主人是个看破红尘，超然世间沧桑变化的非凡人物。“影落”句则是说，处于这个淡雅绝俗的居室中，饮酒品茶之际，亦可远眺窗外的山川景物，已是令人惬意神往之事，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五老峰影却能倒映在杯子中，溪居的明净便自不待言了。此处着一“落”字，尤为神妙，似乎五老峰（庐山南面峰名）影是一个物体，会落入杯中。想象之奇，令人叹为观止。全篇以“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作结，刻划主客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情景，进一步显示了溪居及其主人的可爱。 

作品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读来韵味无穷。《唐宋诗醇》评此诗说∶“通首娟净，腹联对句更超妙”，良为有得之论。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