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太平公主山庄 赏析

游太平公主山庄

唐代：韩愈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平公主当年想占尽春色，把自己山庄的亭台楼阁筑得高过城闉。

要想知道山庄前面的花木还有多少，一直延伸到终南山也不属于他人。

注释

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

占春：占尽人间春光美色。

台榭（xiè）：亭台楼阁。

城闉（yīn）：城门外层的曲城。

南山：指终南山。

参考资料：

1、海豚传媒．唐诗大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05：128

创作背景

该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韩愈三为博士时。作者所游太平公主山庄的故址，他通过写太平公主大肆修建亭台楼阁，以此来讥讽她的奢华和贪欲，便作下该首诗。

参考资料：

1、卞孝萱，张清华．韩愈集：凤凰出版社，2014.10：202、刘维．唐诗三百首 图文本：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02：81

赏析

第一句“公主当年欲占春”是写“公主当年”的事。这是指公主凭借其权势，围地为庄，要想独自占有长安近郊的山色春光的事情。公主早已不在，人去事非，这当然是诗人游其故地而追怀过去的事情，所以诗人用了“当年”，诗一开头就点出此事已经过去，言外之意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即借古讽今之意。“公主”是指太平公主，武则天的女儿，否则，既使有这个野心想“欲占春”也没有这个胆，也只有武则天的女儿才会有如此野心和斗胆，太平公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具野心勃勃的女性。“欲占”则更是精妙绝伦、警辟含深奇崛之语，钱可以占，地可以占，甚至人也可以占，可春天却不能占。春光能占的话，就是痴人说梦话了。这里本来是指太平公主大兴土木。建山庄别墅。可诗人不正面说建别墅山庄，却偏说“欲占春”，写得何等意味深长，连春天春光都可以占，反过来说还有什么不能占，“欲占春”三个字一出，太平公主，何止一个太平公主人，简直就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骄横贪婪的嘴脸，欲壑难填的本性就被揭露得血淋淋，真是“欲占春”三字见血，酣畅痛快。

第二句“故将台榭压城闉”仍然是写“当年”事，仍然是诗人游览故地发生的故事。在绵延数十里的长安城附近山庄别墅中，建的亭台楼阁要比帝都长安的城墙还要高，其野心是很大的。这样大兴土木，这样奢侈，这样野心，这样贪婪，这样放肆，诗人只用了两个字“压”和“故”，“压”是超过。不言而喻是用公主建的“台榭”超过帝都长安城。言外之意，不仅是亭台楼阁规模大得惊人，而且也指出太平公主势力之大乃炙手可热。一个“压”字写出多少要说而说不尽的含义，只在一字中，尽显诗人功底之风流。“故”是有意，当然是要建造的亭台楼阁在长安豪华无双了，言外之意，是公主为所欲为、不可一世至极。

第三四句“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继续描写庄园别墅规模之大，绵延数十里，直到终南山，山庄之广袤一眼望不到边，无涯无际，林木繁茂，绿海茫茫。前句不疑故问，后句以“不属人”给以回答。诗人刚刚把他的心扉向读者打开一条缝隙，透露出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年人间多有不平事，有钱有势者什么都可霸占——人家的田地、人家的妻女，甚而连春天也想霸占，却又立即由遐想回到了现实：现在是诗人“游”山庄，山庄自然少不了花草树木，又正值山花烂漫的春天，诗人就脱口而出：“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前句故设疑问，并不正面回答，转而融情人景，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后句写出了“直到南山不属人”，偌大的林海，广袤无际。景色是翠绿动人的，但感情却是沉重的。眼前的广袤山庄，正好象征着太平公主生前煊赫的声势。“势入浮云亦是崩”，倒台之迅速与太平公主当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十四个字里。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山庄犹在，就在“前面”，但这偌大山庄不知道属于谁。诗人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太平公主早已不复存在，过去“不属人”，现在事过境迁，当然山庄不能为公主独占，公主又何能“欲占春”。诗人用第三句的“花”字与第一句“春”字巧妙的连承，使诗翻出了新意：太平公主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再次复现：一个野心勃勃、骄横贪婪、欲壑难填的有史以来又一女性。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是对诗人所游的山庄之大的惊叹夸耀，骨子里却是深寓贬意、谴意。从游山庄到现在，从诗人自己写到游“山庄”之花木丛林，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欲不讽刺而不能，不谴责而不能的境界。

全诗写景叙事抒怀，笔力骞举而又亦庄亦谐，余味无穷。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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