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 赏析

管晏列传

两汉：司马迁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

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子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生活贫困。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多次作战，多次战败逃跑，但鲍叔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我而死，我被关在深牢中受屈辱，但鲍叔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会为小节而羞，却会因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出任齐相执政以后，凭借着小小的齐国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聚财富，使得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在《管子》一书中称述说：“仓库储备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能分辨荣辱；国君的作为合乎法度，“六亲”才会得以稳固”“不提倡礼义廉耻，国家就会灭亡。”“国家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顺着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替他们废除。

管仲执政的时候，善于把祸患化为吉祥，使失败转化为成功。他重视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寻找借口攻打楚国，责备它没有向周王室进贡菁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机让燕国整顿召公时期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桓公想背弃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就顺应形势劝他信守盟约，诸侯们因此归顺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管仲富贵得可以跟国君相比拟，拥有设置华丽的三归台和国君的宴饮设备，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僭越。管仲逝世后，齐国仍遵循他的政策，常常比其它诸侯国强大。此后过了百余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婴。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国君，由于节约俭仆又努力工作，在齐国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做了齐国宰相，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衣服。在朝廷上，国君说话涉及到他，就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国君的话不涉及他，就正直地去办事。国君能行正道，就顺着他的命令去做，不能行正道时，就对命令斟酌着去办。因此，他在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声显扬于各国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经受到感动而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他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不久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现在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

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古语说：“要顺势助成君子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错，所以君臣百姓之间能亲密无间。”这大概就是说的管仲吧？

当初晏子枕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完成了礼节然后离去，难道是人们所说的“遇到正义的事情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吗？至于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就想到竭尽忠心，退就想到弥补过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替他挥动着鞭子赶车，也是我非常高兴和十分向往的啊！

注释

1、匡：纠正、匡正。

2、事：为......服务。

3、进：推荐。

4、九：多次。

5、贾：做生意、做买卖。

6、召忽：人名。

赏析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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