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阮步兵 颜延之

阮步兵

南北朝：颜延之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鉴赏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延之的诗作，善用典故，讲求对偶！

颜延之，字延年，琅娜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颜延之性情率直，为人狂放不羁，他喜好饮酒，且总是出言不逊，往往会因此触怒权贵。他一生宦海沉浮几十年，但终究还是仕途不如意，然而其在文坛却显赫一时，并与谢灵运、鲍照等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他一生创作众多，但绝大多数都己散佚，今不可查。现存其六首咏史之作，一为《秋胡行》，一为《五君咏》五首，这六首咏史诗是颜延之诗文创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南北朝咏史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萧统《文选》把这六首诗均收录“咏史”。这六首咏史诗也是南北朝咏史诗的代表，对南北朝时期甚至唐代咏史诗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下文就颜延之咏史诗特点进行分析，进而说明他的诗作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颜延之在《诗品》中被加以“喜用古事”的评说，“喜用古事”就是指在诗歌创作中善于运用典故。用典是增加诗歌艺术水平和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和重要手段。诗人用典可以在喻明诗意的同时增强诗歌的蕴籍，可以用来阐明观点引发读者的联想。写诗用典，古已有之，据《文心雕龙·事类篇》可知，早在周文王作《周易》的卦辞时，就剖释卦艾位置引征远古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进一步发展，曹植、陆机、左思等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采用典故。咏史诗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善用典故的颜延之也将这种艺术技巧运用到他的咏史诗创作当中。《秋胡诗》中“椅梧倾高凤”一句化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典;“寒谷待鸣律”一句则取自《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之典。这两句用典经过诗人的高度概括，浓缩成章，化为起兴良缘佳配，可谓妙哉。第二章中“驱车出郊郭，行路正威迟”的“威迟”出自《诗经》“四牡非非，周道楼迟”。第三章中“磋余怨行役，三陆穷辰暮”的“三陆”，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陆彼崔鬼，我马地隋”、“陆彼高冈，我马玄黄”和“险彼姐矣，我马瘩矣”三段诗意。这些诗句经作者总结提炼，凝练成词，仅用“三陆”二字即把旅途的艰辛跋涉形容地淋漓尽致，更显得形象鲜明、意味深长。由此可知，颜延之咏史诗歌中的用典极为普遍，也极具特色。这提高了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对警句的出现也是大有裨益的。

颜延之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讲求对偶。《文心雕龙·丽辞》载:“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成双成对的审美倾向，而诗歌中的对偶，更是这种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诗歌中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使诗歌在形式结构上显得整齐，也使其在诵读吟咏中悦耳和谐。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小雅·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隔句对”。

两汉时期的文赋中，有刻意追求对偶的倾向，建安时期，诗歌开始用对仗句，自陆机开始，诗歌中运用对偶成为流行的风尚，文人墨客竞相效仿，直至南朝颜延之承继陆机，把这种表达方式进行了更为成功地运用。颜延之咏史诗中多采用对偶技巧，他讲求字词、联句、整诗等各个方面的对偶，追求形式结构上的整齐。如《秋胡行》第八章中“春来无时豫，秋至恒早寒”的“春”和“秋”就是字词上时令类的名对。《五君咏·阮始平》中“郭奕己心醉，山公非虚靓”一句中的“郭奕”和“山公”是一组人名类的对偶。再如《五君咏·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稽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枪山阳赋。”一诗则除首联外，整篇运用对偶。由此可见，颜延之咏史诗中对偶运用极为普遍。

综上所述，颜延之咏史诗在咏史诗诗体发展上的贡献在于其对传体咏史诗的开创，而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对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发展的影响和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咏史诗结构镇密、构思巧妙、章法严谨、铺陈有致，其诗歌辞采华丽、善用典故、讲求对偶，这些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南北朝咏史诗在艺术技巧上达到更高的境界，也对后世律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