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祀仁祖庙乐八章 其一 迎神奏淳和之曲 宋濂

王国祀仁祖庙乐八章 其一 迎神奏淳和之曲

明代：宋濂

皇图聿崇，茅社受封。礼分虽异，孝思则同。缅怀世德，源深流鸿。

报本有祀，式昭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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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的思想成就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而人所以能体认“天地之心”，则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它无大不包，无小不涵，因而能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所谓体认“天地之心”，原不过为发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六经的实质就是记录“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经与“心”同样具有绝对性，“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如形影不可分离。此种态度，反映了金华朱学重经史的传统。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其学说为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到明中期王学出现之间思想嬗变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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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化的影响意义

明朝推翻了元朝残暴的民族压迫统治，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 明朝文化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 和顾梦游 通过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明朝深厚的感情。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明朝的遗民林古度说：“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明末农民军将领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 到明朝中央政府已经消失，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而此时李来亨在茅麓山和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农民军已经变成了“明军”。 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李自成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 

明朝文化灿烂繁荣，不仅在中国国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深受明朝文化的影响。 

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继元朝之后继续深入吸取中国文化，其中起突出作用的，与宋、元代一样，仍是是日本的僧侣们。他们请求明朝赐予书籍，或自己觅购或接受他人赠送书籍。而他们索要或自己搜集的，大部分是宋、元的，少数是明初的书。总之，遣明使时期，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国文化浸润最深的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人们，利用入明的机会，继续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追求与吸收，但又显出与过去时期不同的特点。当然，不仅日本僧人入明，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 明朝的时候，日本还派过遣明使，朝鲜在李朝时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节，据统计有300多次。 到了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 在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认为清朝统治是蛮夷的统治，而朝鲜人自己的君王是明朝皇帝册封的，与清朝相比，自己国家的社稷则是正统。正是这样的对明朝的向往和对清朝的蔑视，使得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已经模仿复制了明朝的文化。 琉球建国采纳明朝体制，从吏制、礼仪到教育制度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这样的好处是迅速将蒙昧时期的琉球一步带进发达的封建时代。21世纪的冲绳文化，还保留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妈祖庙和孔庙依然是显眼的建筑。与日本本岛的民居喜欢雕上鱼形装饰不同，冲绳民居门前都蹲着一对“风狮爷”（当地人称嘻莎），这是久米村人从福建带来的华夏遗韵。击鼓、舞狮一直是琉球人的酷爱，琉球人还留有过春节的气息，在没有正月庆典的日本算是独树一帜。 明代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而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到20世纪时期还身着明朝服饰。 西方 明朝时期，欧洲天主教士的东来，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义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继之在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 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 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著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公元1750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著中国服装。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