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文|冰心

昨天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销磨的。”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咿咿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要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 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

“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做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对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 ……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 ”，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雨苦风凄”，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不日我想做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虑我的精神渐渐趋到消极方面去。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的一种预约罢了。

（原载1919年11月11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