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父亲、生母、后娘，共同塑造了一个天才而苦命的女作家萧红

来源：玉人旧时光

０1

小学时学了篇课本《火烧云》，我们不知作者是谁，也不关心作者是谁，只是对“火烧云”感到好奇，问老师，火烧云是什么？老师说，就是天空中被夕阳映红的云霞。于是，夏天的傍晚，我们站在田野里，看着天空中被太阳映红的晚霞，欣喜地说：你看，火烧云，那就是火烧云。

知道《火烧云》的作者是萧红，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刚听到萧红这个名字时，还觉得不像是个作家的名字，作家应该叫鲁迅，巴金，女作家应该叫冰心、丁玲。萧红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后来见到萧红的照片，发现她比她的名字还普通。

怎么说呢，要不是衣着上有点民国味儿，她跟左邻右舍的大姐大嫂们没什么两样。

萧红的文字是我一读就被吸引住的。我想起我看火烧云的那些个夏天，蔓草旺盛，野花点点，它们伸藤展蔓，纠葛缠绕，每一株都不精致，不完美，连在一起，却是一派葳蕤的生机。

萧红的文字就是那样，像一个孩子拿着蜡笔涂抹，东一笔，西一笔，想画太阳就画太阳，想画月亮就画月亮。我记得有个人说过，萧红的文字里有整个人类的童年。我不知是他自己说的，还是引用别人的，只觉得，这个说法特别确切。

在萧红的文字里，我们都能回到童年。

０2

越读萧红的文字，我越心疼她这个人。

生在白山黑水的黑龙江，死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半生漂泊，半世流离，辗转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寻找爱，寻找庇护，却总找不到她需要的。在生命的尽头，亲人，男友，一个也不在身边，只有一个弟弟的朋友骆宾基陪着她。

她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怎会甘心呢，她才31岁，一朵花开得正好啊，愚钝如我，31时还漫无目的，整天看书、织毛衣呢。

近代作家，大都出生在较好家庭中，张爱玲、冰心、林徽因，都是名门之女，丁玲、萧红，祖上也是响当当的大财主。

呼兰县城里，有一座气派的大宅子。大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住着萧红一家，西院住着佃户和租客。后面一个园子，有花，有菜，有蜂子、蝴蝶，还有一老一少，两个人的笑声。

老的是萧红的祖父张维桢。小的是萧红。

多年后，逃离家园的萧红饱蘸浓墨，描绘园中景色：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萧红是个天生的作家，她的观察如此细腻，感受如此丰富。而她当年在园中，并非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是一个捣蛋的小毛丫头。爷爷拔草，她也要拔草，爷爷锄地，她也要锄地。她拿着锄头，乱刨一气，把韭菜当野草锄掉，把狗尾巴草当谷穗留着。

她一会儿去摘一只小黄瓜，吃不上几口，就扔了黄瓜去追蜻蜓。蜻蜓追不上，她就去摘倭瓜花心，捉蚂蚱。她把爷爷浇菜的水瓢抢过来，舀起水向天上扬去，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祖父笑眯眯看着她，在祖父眼里，孙女做什么都是可爱的，怎么“作”，他都能容忍。

出了园子，走到前面的宅子里，祖孙两人都不这么快活了。

在这个并不算大的家庭里，祖父和萧红都是边缘人物，都是不讨喜的。

０3

萧红本名张迺莹，祖上从山东逃荒到东北，开荒垦田，经营店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到萧红祖父张维祯这代，人口众多，产业庞杂。张维祯从阿城搬到呼兰县居住，他读过书，经过商，一事无成，家中大权旁落，听命于妻子范氏。

在萧红记忆中，祖母很不可爱。萧红小时候很调皮，祖母糊上的新窗纸，她非要用手指捅上一个个窟窿，祖母就拿着针在窗外扎她的手指吓唬她。

遍读萧红作品，会发现，祖母也不坏，她也说，也笑，也疼孩子，只是精明，严厉，有时看不惯丈夫死脑筋，骂他“死脑瓜骨”，捎带着骂萧红“小死脑瓜骨”。

萧红的祖父，《东昌张氏宗族谱》上说他“秉性忠厚”“幼读诗书十余年”，虽说家谱不一定反映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对萧红祖父来说，这个评价还是很客观的。

祖父骨子里，是书生气质。祖母去世后，萧红搬到祖父屋里，与祖父做伴。雪花漫舞的黄昏，祖孙围着炉子，祖父教萧红吟诗，他花白的胡须在炉火的微光里颤动，那金光闪闪的诗句，带着两颗明净的心，飞向遥远的往昔。

张维祯的忠厚，更是没得说。

萧红写过一件事：有一年，一个租客交不上租金，她父亲把租客全套马车拉出来，租客哭着跪求祖父。祖父解下两匹马还回去。为这事，父亲和祖父吵了一夜。祖父说：“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

萧红写这段文字，是控诉她父亲的冷酷。

我读这段文字，却感叹于祖父的善良，两匹马，无论何时，都是一笔可观资产，祖父竟然拱手相送。也明白祖父为什么做生意总赔本，心地柔软的人，免不了让心地不良的人坑蒙拐骗。

祖父总体上来说是个失败者，一生排斥在家庭权力中心之外。

萧红也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她是父母的头胎孩子，一家人热切盼望生个男孩儿，结果生了个女孩儿，好不失落。萧红生在端午节，迷信说法，端午节生的孩子带煞气，克父母。如此一来，萧红更不受欢迎。

可是萧红不知自己不受欢迎，她脸上笑嘻嘻，小脚丫啪啪啪，爬上爬下，拿东拿西，没一刻安宁。这让父母更厌烦她。

只有祖父深切爱着她，他俩都是家中的边缘人，祖父对她，惺惺相惜。

０4

父亲，在萧红笔下，是个没温度的冷血动物。

她写道：“父亲常常为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又写道：“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天下没几个女儿会丑化自己的父亲，相信萧红写这些文字时，心是痛的。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不是个慈爱父亲。萧红记忆中有件伤心事，她六岁时，祖母去世，家中大办丧事。萧红还，没心没肺地玩乐。她把缸盖子掀下来，顶在头上，摇摇摆摆去找祖父，走到后门，迎面遇上父亲，父亲一脚把她踢飞，落在灶前的火堆上。

萧红长大后，逃婚，私奔，张廷举大丢面子，父女断绝关系。听闻萧红死去的消息，他也无动于衷。

母亲，给萧红的印象也不好，萧红偷东西给邻居家的孩子，母亲就打她，用铁叉叉她的腿。萧红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母亲在萧红九岁时去世，留下几个小儿女，张廷举仓皇续弦。这个继母，萧红的感受是：“这个母亲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萧红只能在祖父那里寻求温暖。她挨了父亲的打，逃到祖父屋里，默默站在窗前。祖父苍老的手抚着她的肩，抚着她的头，安慰她“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０5

萧红长大以后，并没好起来，与父亲的关系更恶劣。

她与远房表兄私奔，回来以后又逃走，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京，把她追回来。汪恩甲大哥嫌弃萧红私奔丢人，替弟弟退了婚。

张家告上法庭，汪恩甲为了维持哥哥声誉，说退婚是自己的意愿。张家输了官司，传得满城风雨，张廷举无脸见人，只好辞去教育局长之职，带着家人躲到老家阿城。大伯把萧红揍一顿，关进一间空屋子，扬言要弄死她。小婶同情萧红，打开窗子让她跑了。

萧红从此再没回家。

离家以后的萧红两度做母亲，生过一女，一儿。女儿送人，儿子出生没几天夭折，朋友怀疑是她弄死的。萧红颠沛流离，经常自己养不活，没条件抚养孩子。她也不知如何抚养、教育孩子，面对一个新生命，她是茫然的，除了丢给别人，她想不出办法。

再看萧红控诉父母的文字，不免滑稽。她父母再不好，也把她养大，供她读书，给她嫁妆钱。这样的父母，打分，怎么也及格吧。

我想，如果萧红不是作家，而是她遗弃的女儿成了作家，她的女儿会怎样一把血泪诉说身为母亲的萧红呢？

０6

在萧红的人生悲剧中，她的父母、祖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母一味严厉，非打即骂，祖父一味溺爱。祖父溺爱她到什么地步呢？萧红小时候出去玩儿迷了路，有个洋车夫把她送回家。她想起祖母讲的乡巴佬蹲东洋驴子的笑话，就蹲在车上，停车时，她滚了下来。祖父扬手打了车夫一巴掌，没给车夫钱，就把车夫赶走了。

萧红挨了父亲的打，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这也不对，父亲为什么打萧红？若是张廷举的错，他应该劝张廷举不要打孩子。萧红的错，他应该教她改正。而不是不分是非，教萧红消极等待，长大了结婚，逃离家庭。

但是，我不忍心苛责这位老人，每种性格都有与之伴随的缺点，他这种柔软性格伴随的缺点就是没原则，没主见。

他的无底线宠溺，把萧红宠成一个巨婴，也让萧红直到成年，仍有一颗孩子般清亮的心，萧红写的童年真是一个孩子眼中的童年，而不是一个成年人回顾童年。

我也不忍心苛责萧红之父张廷举，他这一生，也过得很紧绷。

张廷举本是张维祯堂弟的儿子，十二岁时，过继给张维祯为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有自己的生活痕迹了，融入一个陌生家庭，并不容易。

张廷举来到张维祯家不久，就到齐齐哈尔上学去了。张廷举学习刻苦，一路成绩优异，他毕业于黑龙江优级师范学堂，半生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黑龙江教育厅秘书等职务，是位受人尊敬的绅士。

内心里，张廷举有深藏的焦虑、自卑。在一个半路组合的家庭里，家庭成员的习性来不及磨合，像生锈的齿轮，总不顺滑。阿城老家，兄弟们很优秀，给他不小的压力。

张廷举三岁丧母，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形象，他有一群兄弟，父亲分给的爱也有限。心理学上来说，没有被父母爱过的孩子，也不大懂怎么去爱别人。

张廷举一个书生，家务全凭母妻打理，生活上入不敷出，就靠大哥接济。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让他焦躁。

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中写道：“萧红显然从来没有思索过父亲作为继子，在呼兰张家大院的微妙处境和可能的烦恼，而把自己的苦恼和不满一股脑儿地抛向父母。她只想从父母那儿索取任性和爱。当她认为这种爱更多的是从祖父那儿得到时，她‘恨’自己的父母，很长时间里一直不肯原谅。”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在萧红以她继母的妹妹为原型的小说《小城三月》中，隐隐可见，萧红的家庭是个开明的新式家庭，只是没有达到萧红理想中的开明。

萧红的母亲、继母，也有苦衷。萧红的母亲与继母共生育九个孩子（萧红母亲姜玉兰生育一女三子，继母梁亚兰生育五个子女），她们不断怀孕，生产，哺育，还要承受孩子生病、夭折的痛苦。阿城张家的兄弟侄子经常来张廷举家小住，几个侄儿侄女上学，长住张廷举家。这些家务操劳，也让女主人心力交瘁。

姜玉兰管教萧红，公公总出来护犊子。梁亚兰仅比萧红大十几岁，对萧红这个继女，打不的，骂不的，也很无奈。

处在一个大家庭矛盾漩涡中的痛苦，萧红没有体会过。萧红死得太早，没来得及与父母和解，她就匆匆走了。

萧红的叛逆给张廷举带来莫大耻辱，没想到，十多年后，两个逃离家庭的儿女给他带来了荣光。四十年代后期的土改中，张廷举因有个进步作家的女儿和一个参加新四军的儿子，被定为开明绅士，不但没受迫害，还当选为松江省参议员。

1947年春节，张廷举写了幅对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下联“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革命家庭”。“小女”与“长男”，就是萧红与弟弟张秀珂。

这看上去有点投机，未尝不是一个父亲的心声。昔日之恨，今日之“惜”，皆因他那脆弱的自尊心。他对萧红施压时，自己何尝不是承受着外界的压力？

据说，张廷举晚年经常从图书馆找萧红的作品看，不知他看到女儿笔下的他时，心中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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