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用假证件

文|柏杨

在重庆一个月期间，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使我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在我之前，有一个年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同学，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 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 部工作，我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我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 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 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一九八?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似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因为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 ，而且，即使有，中央团 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我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所以继续不断地解决我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技重施，再演习 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 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陽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另一位朋友，说他可以给我一张证件 ，只要花五块钱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 吧！”

我买到的证件 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 ，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说：

“先生，考学校的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

“可以。”

我交 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我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很靠后了！”

我狂喜地跳起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我。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我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很深的困惑神色*，问我说：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说：

“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我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地，假证件 已露出破绽。我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这挫折是我不能克服的，只有被开除的份。但同时我也在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我为读书受了很多折磨，开封高中的往事，又重现面前，我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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