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书 赏析

答李翊书

唐代：韩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译文

六月二十六日，韩愈言，李生足下：

你来信的文辞立意很高，而那提问的态度是多么谦卑和恭敬呀。能够这样，谁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诉你呢？儒家的仁义道德归属于你指日可待，何况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过我只是所谓望见孔子的门墙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别是或非呢？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跟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你所说的要著书立说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胜过别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胜过别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够很快实现，不要被势利所引诱，（要像）培养树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实，（像）给灯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长得旺盛果实就能预期成熟，灯油充足灯光就明亮，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

不过还是有困难之处，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还是没有？虽然如此，我学习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静处的时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时好像遗失了什么，矜持的样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着了迷。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的时候，想要把那些陈旧的言词去掉，这是很艰难的呀！把文章拿给别人看时，不把别人的非难和讥笑放在心上。像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年，我还是不改（自己的主张）。这样之后才能识别古书（中道理）的真与假，以及那些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完善的内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务必去除那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这才慢慢有了心得。

当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了。再拿这些文章给别人看时，非笑它我就高兴，称赞它我就担忧，因为文章里还存有时人的意思和看法。象这样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象大水浩荡一样（文思奔涌）了。我又担心文章中还有杂而不纯的地方，于是从相反方向对文章提出诘难、挑剔，平心静气地考察它，直到辞义都纯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写。虽然如此，还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养。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

文章的气势，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大小都能浮起来。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虽然这样，难道就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时，别人能得到什么呢？尽管如此，等待被人采用的见解，难道就像器具一样吗？用或不用都取决于别人。君子就不这样，思考问题本着仁义原则，自己行事有一定规范，被任用就在人们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传给弟子，把道借文章流传下去为后世效法。象这样，是值得高兴呢，还是不值得高兴呢？

有志于学习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必为今人所弃，我实在为有志于古的人高兴，也为他悲伤，我一再称赞那些有志学习古人的人，只是为了勉励他们，并非敢（随意）表扬那些可以表扬、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人。向我问道的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图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对你讲这些话。韩愈言。

赏析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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