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多令·惜别 赏析

唐多令·惜别

宋代：吴文英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怎样合成一个“愁”，是离别之人的心上加个秋。纵然是秋雨停歇之后，风吹芭蕉的叶片，也吹出冷气飕飕。别人都说是晚凉时的天气最好，可是我却害怕登上高楼，那明月光下的清景，更加令我滋生忧愁。

往昔的种种情事好像梦境一样去悠悠，就像是花飞花谢，就像是滚滚的烟波般向东奔流。群群的燕子已经飞回南方的故乡，只有我这游子还在异地停留。丝丝垂柳不能系住她的裙带，却牢牢地拴住我的行舟。

注释

心上秋：“心”上加“秋”字，即合成“愁”字。

飕（sōu）：形容风雨的声音。这里指风吹蕉叶之声。

年事：指岁月。

“燕辞归”句：曹丕《燕歌行》：“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悉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此用其意。客，作者自指。

淹留：停留。

萦：旋绕，糸住。

裙带：指燕，指别去的女子。

赏析

吴文英的这首《唐多令》写的是羁旅怀人。全词字句不事雕琢，自然浑成，在吴词中为别调。

就内容而论可分两段，然与此的自然分片不相吻合。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为第一段，起笔写羁旅秋思，酿足了愁情，目的是为写别情蓄势。前二句先点“愁”字，语带双关。从词情看，这是说造成这些愁情的，是离人悲秋的缘故，秋思是平常的，说离人秋思方可称愁，单就这点说命意便有出奇制胜之处。从字面看，“愁”字是由“秋心”二字拼合而成，所以此二字又近于字谜游戏。这种手法，古代歌谣中经常可见，王士禛谓此二句为“《子夜》变体”，具“滑稽之隽”（《花草蒙拾》），是道著语。此词以“秋心”合成“愁”字，是离合体，皆入谜格，故是“变体”。此处似乎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毫无造作之嫌，且紧扣主题秋思离愁，实不该以“油腔滑调”（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目之。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两句一问一答，开篇即出以唱叹，而且凿空道来，实可称倒折之笔。下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是说，虽然没有下雨，但芭蕉也会因飕飕秋风，发出凄凉的声响。这分明想告诉读者，先时有过雨来。而起首愁生何处的问题，正由此处蕉雨惹起。所以前二句即由此倒折出来，平添千回百折之感。秋雨初停，天凉如水，明月东升，正是登楼纳凉赏月的好时候。“都道晚凉天气好”，可谓人云亦云，而“有明月，怕登楼”，才是客子真实独特的心理写照。“月是故乡明”，望月是难免会触动乡思离愁的。这三句没有直说愁，却通过客子心口不一的描写把它充分地表现了。

秋属岁未，颇容易使人联想到晚岁。过片就叹息年光过尽，往事如梦。“花空烟水流”是比喻青春岁月的流逝，又是赋写秋景，兼有二义之妙。由此可见客子是长期飘泊在外，老大未回之人。看到燕子辞巢而去，心生无限感慨。“燕辞归”与“客尚淹留”，两相对照，自可见人不如候鸟。以上蕉雨、明月、落花、流水、去燕……虽无非秋景，而又不是一般的秋景，于中无往而非客愁，这也就是“离人心上秋”的具体形象化了。

此下“垂柳不萦裙带住，谩长是、系行舟”为第二段，写客中孤寂的感叹。“垂柳”是眼中秋景，而又关离情别事写来承接自然。“萦”、“系”二字均由柳丝绵长思出，十分形象。“垂柳不萦裙带住”一句写的是其人已去，“裙带”二字暗示对方的身份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谩长是，系行舟”二句是自况，意思是自己不能随去。羁身异乡，又成孤零，本就有双重悲愁，何况离自己而去者又是一位情侣呢。由此方见篇着“离人”二字具有更多一重含意，是离乡又逢离别的人啊，其愁也就更其难堪了。伊人已去而自己既留，必有不得已的理由，却不明说（也无须说），只是埋怨柳丝或系或不系，无赖至极，却又耐人寻味。“燕辞归、客尚淹留”句与此三句，又形成比兴关系，情景相映成趣。

全词第一段对于羁旅秋思着墨较多，渲染较详，为后边描写蓄足了力量。第二段写字中怀人，着笔简洁明快，发语恰到好处，毫无拖沓之感。较之作者的其它作品，此词确有其独到之处。

吴文英 （南宋词人）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杭、越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后“困踬以死”。

有《梦窗词集》一部，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分四卷本与一卷本。其词作数量丰沃，风格雅致，多酬答、伤时与忆悼之作，号“词中李商隐”。而后世品评却甚有争论。

吴文英——词史地位很高，却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

吴文英的词难懂，是后来人诟病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喜欢、理解、热爱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也许看法变了。一个文学读本，可以读得懂，也可以读不懂，至少没必要非让人读懂不可，也不见得非有确定的人物、事件与情感。他能够确定，就确定了；不确定，也就不确定了。尤其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你能讲说明白，固然也不错，就是讲不明白，又打什么紧要？正如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一样，你能自圆其说，很好，不能自圆其说，感受到了，也不错。即便连感觉也没有，只要心有所悟，也可以的。哪怕连心有所悟都没有，只要你喜欢，就给加十分，非追问为什么？没必要，或回答不为什么。艺术又不是一道数学题，非有个结果不可。

吴文英不但擅长写“密”词，而且擅长写“慢”词。密而能慢，更显出那词的幽深曲折之意韵，水复山重之姿态。他有一首《莺啼序》，全词240字，为词中长调之冠。词是太长了，但并非不好，虽长而有密意，既密犹有长风。这样的词调确实难普及，但作为词坛高手的尝试，未尝没有道理在的。吴文英也有写得疏疏朗朗的词。这也没什么错。总不能说，你既写密词，好吧，就永世密下去吧。吴梦窗偶有疏笔，也生奇效。毫无疑问，史达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他的词风独特，词艺卓异，几可以平视姜白石，伯仲吴梦窗。他在词史上与姜夔或高观国并称，称为“姜史”或“高史”，可以知道他词作的地位与分量。

然而，他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虽然这争议似乎重在其人而不在其词。但梁令娴女士认定宋代八大词人，有陈允平，周密，王沂孙，而将他排除在外，想必亦有其因。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词人史达祖，生卒年已无可考，他字邦卿，号梅溪。原籍开封，长期在杭州居住。他功名心热，屡屡参加科考，不中。大半生在扬州、湖北一带漂流，也是一位布衣名士。遗憾的是，他后来被韩侂胄看中，成了韩的堂吏，这对他的方方面面，均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

史达祖一生资料极少，可以确知的，只有三件要事。一是他做过韩侂胄的堂吏；二是他的词集曾送给张镃，张镃有很高的评价；三是他曾作为李壁的随员出使过金邦，而且在出使期间留下了不少词作。据说史达祖做韩的堂吏，颇受宠信。否则李壁出使金邦时，韩侂胄不会派他作随员，还交给他窥测金人虚实的任务。韩倒台后，他也不会被牵连，以至受黥面之刑，流放远方。

纵观史达祖一生，他与韩侂胄的关系，不值得大论特论。吴文英也曾为贾似道作过贺词，朱敦儒也曾为秦桧作过媚语，朱熹甚至夸奖秦桧为正人君子，但他们毕竟是书生。书生无节也是耻辱，但书生容易受骗，自古而然，加上他们没有权利和条件进入权力中心，也不明白那核心层人物的葫芦到底卖的是哪味药。至于追随权门，无法自立，也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在内。

史达祖作为词家，确实是南宋词坛重镇。从时序上讲，他也可以说是追随白石词风的第一人。但他的词风又绝非白石词风的模仿者史梅溪岂是模仿之人？认真考究，史达祖的词风与周邦彦的词风最为相似。或者说，他的词与宋代第二代婉约词人的风格更为近似些。这一点与当时各位重要词家都有些区别。他受周邦彦，又受姜夔的影响，他的《湘江静》一词，评家认为“居然美成复生”，太像周邦彦了。他的《八归秋风带雨》等词，评家认为“笔力直是白石，不但貌似，骨律神理亦无不似。”

他远承清真，近似白石，但不失自己本来面目。他的风格，评家多有论述，依我的看法，如果用一个字表示，那就是“秀”。姜白石的风格属于“疏”，吴梦窗的风格属于“密”，史梅溪处在二人之间，占得一个秀字。他既不像白石词那样深具瘦硬刚疏之气，从而不能划入“疏”派范围；也不像梦窗词那样幽深秾丽，从而又不能入“密”派范围。不疏不密，属于中和之音。中和之音最适于言情，最讲究辞情并茂，情景交融。而他的词风恰恰就有这特点。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的词“辞情俱到”，评说十分中肯。他这种风格，若在东坡时代，就是秦少游；若在渡江前后，就是李清照；若在大晟府时，就是周邦彦。总体而言，则与秦观最近。然而，都不是的。毕竟时代不同了。秦观式的言情已经成为历史，你硬去重归旧路，顶多不过是秦观二世。这个时期，在他前面，既有“疏”派词风作“范”，在他后面，又有“密”派词风称奇。在他的时代与他的艺术追求中，最有影响的前期人物乃是周邦彦，最有影响的近期人物则是姜夔，史达祖禀习周、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

疏词风格的妙处在于“刚”，外柔而内刚，这个说过了；密词风格的妙处在于“秾”，中密而外秾，这个也说过了。秀词风格的妙处在于“韵”，不紧不慢，不疏不密，独以韵胜。史达祖词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他不仅善于言情，尤其善于咏物，加上对世事的评说，对人生的感喟，皆成一家之言。综上所述，史梅溪在词史中的地位，虽不若周、姜之显赫，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杰出词人。

原文地址|http://www.bdwenxue.com/gudaiwenxue/tangshisongci/201908/10934.html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