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湘君 赏析

九歌·湘君

先秦：屈原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桂櫂兮兰枻，斵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湘君啊你犹豫不走。因谁停留在水中的沙洲？

为你打扮好美丽的容颜，我在急流中驾起桂舟。

下令沅湘风平浪静，还让江水缓缓而流。

盼望你来你却没来，吹起排箫为谁思情悠悠？

驾起龙船向北远行，转道去了优美的洞庭。

用薜荔作帘蕙草作帐，用香荪为桨木兰为旌。

眺望涔阳遥远的水边，大江也挡不住飞扬的心灵。

飞扬的心灵无处安止，多情的侍女为我发出叹声。

眼泪纵横滚滚而下，想起你啊悱恻伤神。

玉桂制长桨木兰作短楫，划开水波似凿冰堆雪。

想在水中把薜荔摘取，想在树梢把荷花采撷。

两心不相同空劳媒人，相爱不深感情便容易断绝。

清水在石滩上湍急地流淌，龙船掠过水面轻盈迅捷。

不忠诚的交往使怨恨深长，不守信却对我说没空赴约。

早晨在江边匆匆赶路，傍晚把车停靠在北岸。

鸟儿栖息在屋檐之上，水儿回旋在华堂之前。

把我的玉环抛向江中，把我的佩饰留在澧水畔。

在流芳的沙洲采来杜若，想把它送给陪侍的女伴。

流失的时光不能再得，暂且放慢脚步逍遥盘桓。

注释

湘君：湘水之神，男性。一说即巡视南方时死于苍梧的舜。

君：指湘君。夷犹：迟疑不决。

蹇（jiǎn）：发语词。洲：水中陆地。

要眇（miǎo）：美好的样子。宜修：恰到好处的修饰。

沛：水大而急。桂舟：桂木制成的船。

沅湘：沅水和湘水，都在湖南。无波：不起波浪。

江水：长江。下文“大江”、“江”，与此同。

夫：语助词。

参差：高低错落不齐，此指排箫，相传为舜所造。

飞龙：雕有龙形的船只。北征：北行。

邅（zhān）：转变。洞庭：洞庭湖。

薜荔：蔓生香草。柏（bó）：通“箔”，帘子。蕙：香草名。绸：帷帐。

荪：香草，即石菖蒲。桡（ráo）：短桨。兰：兰草：旌：旗杆顶上的饰物。

涔（cén）阳：在涔水北岸，洞庭湖西北。极浦：遥远的水边。

横：横渡。扬灵：显扬精诚。一说即扬舲，扬帆前进。

极：至，到达。

女：侍女。婵媛：眷念多情的样子。

横：横溢。潺湲(yuán援)：缓慢流动的样子。

陫（péi）侧：即“悱恻”，内心悲痛的样子。

櫂（zhào）：同“棹”，长桨。枻（yì）：短桨。

斲（zhuó）：砍。

采薜荔：在水中采摘陆生的薜荔。

搴（qiān）：拔取。芙蓉：荷花。木末：树梢。

媒：媒人。劳：徒劳。

甚：深厚。轻绝：轻易断绝。

石濑：石上急流。浅（jiān）浅：水流湍急的样子。

翩翩：轻盈快疾的样子。

交：交往。

期：相约。不闲：没有空闲。

鼂（zhāo）：同“朝”，早晨。骋骛（wù）：急行。皋：水旁高地。

弭（mǐ）：停止。节：策，马鞭。渚：水边。

次：止息。

周：周流。

捐：抛弃。玦（juē）：环形玉佩。

遗（yí）：留下。佩：佩饰。醴（lǐ）：澧水，在湖南，流入洞庭湖。

芳洲：水中的芳草地。杜若：香草名。

遗（wèi）：赠予。下女：指身边侍女。

再：一作“骤”，屡次、多次的意思。

聊：暂且。逍遥：自由自在的样子，容与：舒缓放松的样子。

参考资料：

1、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60-768

赏析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屈原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离骚》之后无《离骚》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 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 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 绚丽，美轮美奂，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 《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学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钢筋铁骨的屈原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屈原的身影，触摸“屈原精神”的钢筋铁骨。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是中国 历史上着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他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 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 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 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贵在心系国家，失在忽视了小人的力量。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 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之争，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 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征战其实都是 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 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将生命全 部能量的最后一跃，也是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忧民。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他对楚怀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几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而又怒其不争、怨其不 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叹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可谓爱恨交织。即使屡遭离间、屡受陷害而被疏远、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 和召回。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一边寻找明君，开辟自己的政治试验田，一边传大道，宣扬自己的 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对国家、君王的忠诚日月可鉴。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 情，提醒朝廷，但终究是一厢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以民为本，敬天法祖体恤苍生，为民请命，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 权，明知这样必定会触犯贵族垄断集团的利益，但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对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昭然若揭。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忧国忧君忧民的 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三是坚持真理。真理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对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导法 制、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等改革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 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坚持真理也需要勇气，屈原对“世溷浊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 怀王、抨击顷襄王，威风凛凛，寒光闪闪，锐气逼人。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而 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 的勇士。

四是情怀高洁。屈原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贵节操的坚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 泛银的精美文字，像镜子一样照映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精色内白，类任道 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 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达了他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宁溘死以流 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达了他对“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时代的猛烈抨击和 对黑恶势力决不妥协，纵然招致灾祸也决不苟且偷安的坚定决心。

伟大的悲剧英雄

忠烈屈子，千年一叹！

一声赞叹，一声悲叹。屈原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楚 国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生，政权昏暗腐朽摇摇欲坠，政治生态险恶，官场上毫无清明正气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真知灼见被君王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他 的才干遭到无能之辈的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楚怀王授权屈原负责起草国家宪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 与”，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谗诬告屈原，使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魑魅魍魉们的“羡慕嫉妒恨”祸害了一代忠臣贤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强秦兵临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怀王却屡中张仪之计，违背盟约与齐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讲信义，既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终于孤立无援，求救无门。被晾在一边 的屈原看到了楚齐断交的严重后果，力阻无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汉水之北。后来楚怀王终于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被流放的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 王”，为故主的罹难而悲愤，更为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而悲哀，为新主听任满朝奸佞庸臣祸国殃民而愤怒。顷襄王更是心胸狭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将屈原驱赶 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发行吟，顽强地写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辞赋诗作，执着地诉说他的爱国忧民之情、救国济世之策，坚定地表 达他的楚国复兴之梦。无奈顷襄王在媚秦自戗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国也就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国悍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一下子淹 死楚国军民几十万人，还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的国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爱国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将遇良才，这是中国历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环境。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是王与王的对弈和对决，一国之强弱取决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经历三代君王、事奉两 代国君，但他们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素质差。楚怀王胸怀狭隘、目光短浅，朝秦暮齐、言而无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国的式微成为必 然；顷襄王更无理政智慧可言，耳聋目塞，纵容小人弄权，使楚国驶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两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国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为一位政 治家，屈原从明亮转为黯淡，直至陨落，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一国之殇。

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外，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 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 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蚁蠹贪噬豪取，风雨飘 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 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 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吴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 同奋斗，三年而灭秦，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争无异于自 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对 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惑，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 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 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 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 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 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 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 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 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滴眼泪。

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

从 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 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 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 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 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 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 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 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着书 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挡车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争也是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 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来源：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14日 作者：刘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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