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 赏析

伯夷列传

两汉：司马迁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领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抚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用暴力来取代暴力，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评论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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