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诗阅读 向常侍 颜延之

向常侍

南北朝：颜延之

向秀甘淡薄，

深心托豪素。

探道好渊玄，

观书鄙章句。

交吕既鸿轩，

攀嵇亦凤举。

流连河里游，

恻怆山阳赋。

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延之的诗作，善用典故，讲求对偶！

颜延之，字延年，琅娜临沂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公元456年)。颜延之性情率直，为人狂放不羁，他喜好饮酒，且总是出言不逊，往往会因此触怒权贵。他一生宦海沉浮几十年，但终究还是仕途不如意，然而其在文坛却显赫一时，并与谢灵运、鲍照等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他一生创作众多，但绝大多数都己散佚，今不可查。现存其六首咏史之作，一为《秋胡行》，一为《五君咏》五首，这六首咏史诗是颜延之诗文创作中最令人瞩目的作品，是南北朝咏史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萧统《文选》把这六首诗均收录“咏史”。这六首咏史诗也是南北朝咏史诗的代表，对南北朝时期甚至唐代咏史诗的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下文就颜延之咏史诗特点进行分析，进而说明他的诗作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颜延之在《诗品》中被加以“喜用古事”的评说，“喜用古事”就是指在诗歌创作中善于运用典故。用典是增加诗歌艺术水平和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和重要手段。诗人用典可以在喻明诗意的同时增强诗歌的蕴籍，可以用来阐明观点引发读者的联想。写诗用典，古已有之，据《文心雕龙·事类篇》可知，早在周文王作《周易》的卦辞时，就剖释卦艾位置引征远古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进一步发展，曹植、陆机、左思等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采用典故。咏史诗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善用典故的颜延之也将这种艺术技巧运用到他的咏史诗创作当中。《秋胡诗》中“椅梧倾高凤”一句化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典;“寒谷待鸣律”一句则取自《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之典。这两句用典经过诗人的高度概括，浓缩成章，化为起兴良缘佳配，可谓妙哉。第二章中“驱车出郊郭，行路正威迟”的“威迟”出自《诗经》“四牡非非，周道楼迟”。第三章中“磋余怨行役，三陆穷辰暮”的“三陆”，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陆彼崔鬼，我马地隋”、“陆彼高冈，我马玄黄”和“险彼姐矣，我马瘩矣”三段诗意。这些诗句经作者总结提炼，凝练成词，仅用“三陆”二字即把旅途的艰辛跋涉形容地淋漓尽致，更显得形象鲜明、意味深长。由此可知，颜延之咏史诗歌中的用典极为普遍，也极具特色。这提高了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对警句的出现也是大有裨益的。

颜延之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讲求对偶。《文心雕龙·丽辞》载:“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成双成对的审美倾向，而诗歌中的对偶，更是这种审美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功实践。诗歌中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使诗歌在形式结构上显得整齐，也使其在诵读吟咏中悦耳和谐。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小雅·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隔句对”。

两汉时期的文赋中，有刻意追求对偶的倾向，建安时期，诗歌开始用对仗句，自陆机开始，诗歌中运用对偶成为流行的风尚，文人墨客竞相效仿，直至南朝颜延之承继陆机，把这种表达方式进行了更为成功地运用。颜延之咏史诗中多采用对偶技巧，他讲求字词、联句、整诗等各个方面的对偶，追求形式结构上的整齐。如《秋胡行》第八章中“春来无时豫，秋至恒早寒”的“春”和“秋”就是字词上时令类的名对。《五君咏·阮始平》中“郭奕己心醉，山公非虚靓”一句中的“郭奕”和“山公”是一组人名类的对偶。再如《五君咏·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稽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枪山阳赋。”一诗则除首联外，整篇运用对偶。由此可见，颜延之咏史诗中对偶运用极为普遍。

综上所述，颜延之咏史诗在咏史诗诗体发展上的贡献在于其对传体咏史诗的开创，而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对南北朝时期咏史诗发展的影响和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咏史诗结构镇密、构思巧妙、章法严谨、铺陈有致，其诗歌辞采华丽、善用典故、讲求对偶，这些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南北朝咏史诗在艺术技巧上达到更高的境界，也对后世律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