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知多少——雨中山行 于谦

雨中山行

明代：于谦

湿云拖雨过前山，远树冥冥烟雾间。碎石乱流人不渡，晚来惟有一僧还。

相关阅读

于谦：明朝名臣，民族英雄

明朝前期，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我国蒙古族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瓦刺统治者梦想恢复元朝的统治，屡次率兵进犯明朝北方边境。十五世纪中期，瓦刺部首领也先率兵攻陷大同，进田北京，企图一举攻占明朝首部北京城。正当民族系于千钧一发之际，于谦毅然担当了捍卫国家的重任，在广大军民的积极支持下，击退了敌人，把明朝从亡国的边缘中挽救出来。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仕宦之家”。永乐十九年中进士后，曾任明朝监察御史、河南及山西巡抚、兵部侍郎等职。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后，又从兵部侍郎提为兵部尚书。著有《于忠肃集》。抵抗蒙古瓦刺的进攻，保卫北京城，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

明朝自从宣德以后，蒙古的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它的势力范围，西到中亚细亚，东到朝鲜，北到西北利亚，南到长城。瓦刺统治者经常率兵越过长城，向南骚扰明朝边境，野蛮地掠夺人口和财物。他们常以进贡马匹为名，向明朝廷索取大量的金银、绢帛、棉布等财货。每年派到明朝廷的“贡使”人数愈来愈多，有时竞多到二、三千人。正统十四年春，瓦刺首领也先派遣“贡使”二千五百人到北京贡马，却虚报为三千五百人。后被明朝廷发觉，仍按其实际贡使人数供赏，同时又将他们所索求诸物减掉五分之四，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也先却以明朝廷侮辱瓦刺使臣和赐赏减少为借口，发兵进犯明朝。这年七月，也先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朝北方重镇—大同，来势十分汹猛。

当时，明朝宦官王振抱着侥幸取胜之心，不顾于谦等人的反对，挟英宗皇帝仓葬亲征。八月初，英宗帝和王振带领五十万大军来到大同，凑巧遇上了狂风暴雨，士兵们又饿又冷，军营里一片混乱，情况十分险恶。随征的户部尚书王佐看到形势不妙，劝英宗退兵，不料被王振大骂一顿，说他扰乱军心，罚他跪在地上。后来前方明军惨败的消息不断传来，王振惊慌失措，下令退兵，也先率兵紧迫。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离怀来卫还有二十里的土木堡时，被也先兵追上，明军不战而逃，瓦刺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结果五十万明军死伤过半，英宗帝被俘，随行的大臣死亡的有几百人，损失的盔甲武器和财物，不计其数。在混乱中王振也被明朝一位将领用铁锤打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土木之变”。接着，也先率兵乘胜追击，妄图一举攻下北京。

英宗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明朝廷一片混乱。有儿百个大臣来到皇宫门前，放声相哭，有的痛骂王振，有的默默不语，有的浑身发抖，莫知所为。王振的党羽、大官僚徐理乘机捣乱，主张迁都南逃。他胡说什么“星象有变，当南迁”。这样一来，北京城内人心更加惶惶，军心更加动摇。当时守城明军不及十万，北京形势，危在旦夕。正是千钧一发之吐，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徐理说:“主张南迁的应当杀头。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如果撤离京师，国家必亡。北宋南渡的历史教训，切不可忘记!”于谦的主张，立即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和支持，主战派战胜了逃跑派，于谦被皇太后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京城。

于谦当了兵部尚书之后，立即采取许多果断措施来保卫北京。首先请皇太后任命英宗弟为帝。起初那王有些害怕，不敢受命。于谦再三劝说:“皇上被俘，朝臣忧国无主。你出来当皇帝，完全是为国着想，而非为私计也”。于谦还表示，成下王当皇帝后，有关军队的事务，他愿承担，如果军事失误，愿受朝廷治罪。这样就更坚定了的信心和决心。决定受命，改元景泰，是为代宗。当时瓦刺首领也先，经常挟持英宗作为他攻城掠地的政治资本，现在明朝仃了新的皇帝，也先的阴谋被粉碎了。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又派人告诉也先说:“我们认为保卫国家重要，皇帝是次要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皇帝了。”有力地戳穿了敌人的卑鄙阴谋。

相关阅读

明朝文化的影响意义

明朝推翻了元朝残暴的民族压迫统治，恢复了中华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审美情趣，把中华文化发扬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程度。 明朝文化保留和激扬了中国人的骨气，刚劲之气。明遗民王余佑（号五公山人） 和顾梦游 通过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明朝深厚的感情。冯梦龙在明亡后迅速编印的《甲申纪事》中记载了许多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国的事迹。明朝的遗民林古度说：“儿时一万历钱，佩之终身”，他有诗说“登高空忆梅花岭，买醉都无万历钱”明朝的遗民傅山有诗说：“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祯人”。明末农民军将领李自成的义子乃至义孙，最后成了拥护明朝最坚定，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力量，他们在南明时期，不再打自己的旗号了，而完全成了忠于明朝的力量。 到明朝中央政府已经消失，最后弹尽粮绝，重重围困，山穷水尽的时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而此时李来亨在茅麓山和整个大陆都已经沦陷的时候，仍旧打着明朝旗号抗清的明军将领，农民军已经变成了“明军”。 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结尾，写到这最后的时候，反复强调的也不是他们的闯王李自成余部的身份，而是强调他们的明军身份。 

明朝文化灿烂繁荣，不仅在中国国内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深受明朝文化的影响。 

明朝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继元朝之后继续深入吸取中国文化，其中起突出作用的，与宋、元代一样，仍是是日本的僧侣们。他们请求明朝赐予书籍，或自己觅购或接受他人赠送书籍。而他们索要或自己搜集的，大部分是宋、元的，少数是明初的书。总之，遣明使时期，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国文化浸润最深的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人们，利用入明的机会，继续表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追求与吸收，但又显出与过去时期不同的特点。当然，不仅日本僧人入明，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 明朝的时候，日本还派过遣明使，朝鲜在李朝时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节，据统计有300多次。 到了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 在明朝灭亡之后，朝鲜认为清朝统治是蛮夷的统治，而朝鲜人自己的君王是明朝皇帝册封的，与清朝相比，自己国家的社稷则是正统。正是这样的对明朝的向往和对清朝的蔑视，使得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已经模仿复制了明朝的文化。 琉球建国采纳明朝体制，从吏制、礼仪到教育制度与中国大陆并无二致，这样的好处是迅速将蒙昧时期的琉球一步带进发达的封建时代。21世纪的冲绳文化，还保留着浓郁的闽南风情。妈祖庙和孔庙依然是显眼的建筑。与日本本岛的民居喜欢雕上鱼形装饰不同，冲绳民居门前都蹲着一对“风狮爷”（当地人称嘻莎），这是久米村人从福建带来的华夏遗韵。击鼓、舞狮一直是琉球人的酷爱，琉球人还留有过春节的气息，在没有正月庆典的日本算是独树一帜。 明代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发展。而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到20世纪时期还身着明朝服饰。 西方 明朝时期，欧洲天主教士的东来，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义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继之在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 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 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著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公元1750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 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著中国服装。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Ludwig A. Unyer）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