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需要学识与胆识

文|曹禺

夏衍同志在《人民戏剧》一月号发表的题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前进》的文章非常好。其中他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要交 锋，又要讲道理，不打棍子。就是要开展同志式的批评，这很重要。最近几年，我们的戏剧评论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一点不容抹煞。

但是，我也有另一种感觉：许多评论不能讲真话。空话多，套话多。甚至形成了一种公式，开头先说主题如何有教育意义，然后再说人物、语言，大抵是些一般化的不大中肯的话，最后总要说到“瑕不掩瑜”之类。这种评论，千篇一律，没有味道，使人厌烦，对作者和读者、观众都没有什么帮助。

还有些评论，不是从艺术的美学观点去批评一个作品，往往提出一些原则问题，不加分析，似是而非，使人很难办。比如我前不久到外地看戏，听到有人批评一个话剧说：这个戏不错，就是看不见党 的领导形象。我以为这种要求，不大符合艺术规律，什么是党 的领导，艺术作品中的党 的领导，是不是非要出现一位党 的书记才能体现呢？作为戏，写得很真实，很鼓舞人心，尽管台上没有出现一位党 的书记，难道不能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党 在起作用吗？

现在有些人很不怕批评，我想，怕批评是不正常的，根本不怕批评恐怕也不很正常。我所谓“怕”，不是那种担惊受怕的“怕”，而是要引起作者对错误的警觉，引起作者的思考、反省，“闻者足戒”。不怕批评，除了夏衍同志所说的那些“骄兵悍将”外，多数则是因为批评的不中肯，没有深刻的分析，或者说没有打到点子上。不值一晒，何“怕”之有！

要想提高评论的权威，关键在于提高评论本身。这要靠评论家的本领。

评论家应该比作家和艺术家有更多的学识，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养。还要有胆识，敢于讲真话，不做“迎风派”。他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就像鲁迅先生那样，他对《八月的乡村》、《二月》的评论多么了不起！观点鲜明，褒贬得当。几十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评论仍然站得住脚。

我认为，只有这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才真正有权威。

一个评论家要评论得中肯，首先要懂得作家，能够充分理解他的甘苦，待作家以平等的态度，诚恳地称赞作品之所得，批评作品之所失。而不要总是以教训的口气，居高临下，指手划脚，更不要同作家站到对立的位置上。

早年在我开始写作时，巴金同志曾给了我最热诚的鼓励和帮助；六十年代初，茅盾、叶圣陶同志对我的剧本《胆剑篇》提出了非常坦率的但很有见地的意见，这对我都是永远难忘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评论也要有感情。现在有不少文艺和戏剧评论，常常是官样文章，不冷不热，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激|情，像一杯白开水。没有感情，不但搞不了文艺创作，也槁不了文艺批评。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这“热烈”二字实在说得好。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民主 主义者别林斯基就是一个这样“热烈”的评论家。当果戈理发表《死魂灵》和《巡按》时，多少沙皇的御用 文人对他进行攻击。这时，只有别林斯基坚决站出来，对果戈理所坚持的文学现实主义给以最热情的肯定和支持，称他为“现实生活的诗人”，“文坛盟主”。但是，当果戈理晚年发表了他的《与友人书简选》，向沙皇忏悔，公开主张不要废除农奴制时，别林斯基则发表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厉批评了果戈理的反动立场，说对一本有毒素的书，是“决不能宽容”的，旗帜非常鲜明。列宁曾指出，别林斯基的这封信是“优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别林斯基的这种评论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的。

文艺评论对促进文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优秀的评论家，往往对一代甚至几代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影响。应当看到，现在我们的评论远远落后于创作。我们希望能出现一些真正深刻的评论家，写出有独到见地的文学和戏剧评论。要打倒那种平庸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评论。在我看来，出现一个有权威的文艺评论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出现一个作家更重要，但也更困难。这就更需要下大力气培养。我认为，我们搞评论的同志首先应该练好基本功，提高思想，加强修养。要扎扎实实地学习 ，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

最近我在一次会上有个口头发言，整理发表后，有位同志发现其中有好几处“引经据典”引错了。这给了我很大教育。我突然感到自己年轻时读书不够扎实，不如茅盾、巴金同志。我读书读到喜欢的地方就拚命读，不感兴趣的地方就跳过去。学习 只凭兴趣是不行的。必要时要咬着牙反复读，直到读懂了，读透了。就像学医，必须从解剖、生理学起，可能很枯燥，但过后会知道这些基础知识是多么重要。无论搞创作还是搞评论都是艰苦的，不能走什么捷径。天才就是勤奋，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最近我读到法国作家丁。列那尔的一段话觉得很好。他说：“……在文学上，只有当牛。所有天才都是最壮的牛，他们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孜孜不倦。荣誉，就是不懈的努力。”

最近，文艺界正在讨论提高创作质量问题，许多同志提出要深入生活，学习 科学文化和历史知识，学习 语言，我深有同感。搞评论的同志同样应当认真地向社会学习 ，向书本学习 ，并且要善于思索，勤于实践。我想，讲真话还要讲出道理来，讲出水平来，这并非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讲真话自己还必须具备讲真话的条件，既要有学识，又要有胆识。

（原载《人民戏剧》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