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行经华阴》赏析

崔颢《行经华阴》赏析

【作者】沈熙乾

岧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畤平。

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

诗题《行经华阴》，既是“行经”，必有所往；所往之地，就是求名求利的集中地－“咸京”（今陕西西安）。《旧唐书。地理志》：“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所以此诗把唐都长安称为咸京。诗中提到的“太华”、“三峰”、“武帝祠”、“仙人掌”、“秦关”、“汉畤”……都是唐代京都附近的名胜与景物。当时京师的北面是雍县，秦文公曾在这里作鄜畤（畤，谓“神灵所止之地”，即后世神坛之类），到汉高祖作北畤止，这里共有五畤，诗中的“汉畤”即指京师北面的这一古迹。而京师的东南面，就是崔颢行经的华阴县。县南有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又称太华，山势高峻。神话传说这里是“群仙之天”，曾由“巨灵手劈”，所以“仙掌之形，莹然在目”（《云笈七籤》）。华山各峰都如刀削，最峭的一峰，号称“仙人掌”。汉武帝观仙人掌时，立巨灵祠以供祭祀，即为“武帝祠”。诗中称“天外三峰”的，是指著名的芙蓉、玉女、明星三峰（一说莲花、玉女、松桧三峰）。华阴县北就是黄河，隔岸为风陵渡，这一边是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华阴县东灵宝县的函谷关）。华阴县不但河山壮险，而且是由河南一带西赴咸京的要道，行客络绎不绝。

诗的前六句全为写景。写法则由总而分，由此及彼，有条不紊。起句气势不凡：以神仙岩穴的华山压倒王侯富贵的京师。在这里，一个“俯”字显出崇山压顶之势：“岧峣”两字加倍写华山的高峻，使“俯”字更具有一种神力。然后，诗人从总貌转入局部描写，以三峰作为典型，落实“岧峣”。“削不成”三字含有人间刀斧俱无用，鬼斧神工非巨灵不可的意思，在似乎纯然写景中暗含神工胜于人力，出世高于追名逐利的旨意。

诗人路过华阴时，正值雨过天青。未到华阴，先已遥见三峰如洗。到得华阴后，平望武帝祠前无限烟云，聚而将散；仰视仙人掌上一片青葱，隐而已显，都是新晴新沐的醒目气象。首联写远景，颔联二句可说是摄近景。远近相间，但觉景色沁脾，自然美妙，令人移情，几乎忘却它的对仗之工，而且更无暇觉察“武帝祠”和“仙人掌”已为结处“学长生”的发问作了奠基。

颈联则浮想联翩，写了想象中的幻景。这是眼中所无而意中所有的一种景色，是诗人在直观的基础上加以驰骋想象的一幅写意画。在华山下，同时看到黄河与秦关是不可能的，但诗人“胸中有丘壑”，笔下可以溢出此等雄浑的画面；在华山下望到咸京西面的五畤，也是不可能的，而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完全可以感受到此种荡荡大道，西接遥天。古人论诗有“眼前景”与“意中景”之分，前者着眼客观景物的撷取，后者则偏执诗人胸襟的外溢。这首诗就是从描绘眼前景色中自然滑出五、六两句诗人的意中之景。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胸中之情亦由此可窥探。上句中一个“枕”字把黄河、华山都人格化了，有“顾视清高气深稳”之概；一个“险”字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名利之途的风波。下句一个“连”字，使汉五畤上接颔联中的“武帝祠”和“仙人掌”，灵迹仙踪，联锁成片，更垫厚了结处的“长生”：“平”字与上文“岧峣”、“天外”相对照，驿路的平通五畤固然更衬出华山的高峻，同时也暗示长生之道比名利之途来得坦荡。一“险”一“平”，为人们提出了何去何从的问号。这两句中“枕”字、“连”字，前人称为诗眼，其实，两句中的“险”字、“平”字以及起句的“俯”字都是前呼后拥，此响彼应。

崔颢二次入都，都在天宝中，此诗劝“学长生”，可能是受当时崇奉道教、供养方士之社会风气的影响。诗人此次行经华阴，事实上与路上行客一样，也未尝不是去求名逐利，但是一见西岳的崇高形象和飘逸出尘的仙迹灵踪，也未免移性动情，感叹自己何苦奔波于坎坷仕途。但诗人不用直说，反向旁人劝喻，显得隐约曲折。结尾两句是从上六句自然落出的，因而显得潇洒自如，风流蕴藉。

崔颢现存诗中大都格律严整，然而此诗却打破了律诗起、承、转、合的传统格式，别具神韵。前六句虽有层次先后，却全为写景，到第七句突然一转，第八句立即以发问的句法收住，“此处”二字，绾合前文，导出“何如学长生”的诗旨。从全篇来看，诗人融神灵古迹与山河胜景于一炉，诗境雄浑壮阔而富有意蕴。清人方东树评此诗曰：“写景有兴象，故妙。”这是颇为精当的。

崔颢人物轶事

“有文无行”说崔颢

《黄鹤楼》名扬天下。凭借这一首诗，崔颢本可以知名度很高，但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历代对他的记述不多呢？有些材料甚至连他的生年都存有疑问，而写成（704？—754年）。我查了一下旧版《辞源》，关于崔颢的注释，除了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外，仅有“唐诗人，有文无行。终司勋员外郎……”句。怎么个无行？并无记载。崔颢跌宕一生，一辈子只混了个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 一个不起眼的官，越发使人想探问个究竟。后来我终于从一些典籍中找到了一些说法：一曰崔颢早期作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再曰“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作诗流于浮艳，固然都不好，甚至很恶劣。但我们不能只看他的早期作品，还应该看发展、看后期、看他有没有转变。至于娶妻唯择美者，不应视作恶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又不爱美呢？“俄又弃之”呢?可称为其恶迹昭彰之体现，虽有多人为其辩解，可结合前后文，非美不娶，娶而弃之，乐此不疲，实乃始乱终弃之衣冠禽兽也！但崔颢的恶行和它的文章、诗歌，是两码事，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依我看，造成对他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倒很可能是崔颢“少年狂傲，纵情迷性，歧视女人”害了他，相传李邕（唐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道德文章、名重一时）闻崔颢诗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曰：“小儿无礼，不予接而去。”我们还是来看看崔颢这首献诗是怎样写的吧！《王家少妇》（有人题作《古意》）如下：“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时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就是这样一首写闺房乐的诗，惹恼了方正君子的李邕，不予接而去。真正让人为崔颢的缺乏忠贞人性而感到惋惜。正是因为得不到有力人士的推介，崔颢在得中进士以后，也只好远离京城长安而浪迹江湖。20年中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自淮楚而至武昌、而河东，最后还到了东北。估计他这20年是放了外官，或者跟随外官作幕僚，最后才回到长安，做了京官，结束了风尘之苦。可是崔颢这20年的漫游，特别是他的东北边塞之行，虽然品行未改，依然风流成性，狎侮女人，薄情寡义，但也可以说是件大好事，从此他的诗风大为转变，变得雄浑奔放。其边塞诗，歌颂戍边将士的勇猛，抒发他们报国赴难的豪情壮志，热情洋溢，风骨凛然，让人刮目相看。试举一例《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地回鹰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间带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再如《辽西作》：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鸣。寒衣著已尽，春服与谁成。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幡说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可是有些人还是只看他的早期作品，并结合他一生的恶行，对其文笔一锤定音，再无改变，这实在是很不恰当的。

闺房诗未必都浮艳

1.　崔颢的诗，按流传下来的42首诗的内容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类，

描写妇女的诗为一类、边塞诗和山水诗为一类、赠言记事等诗为一类。描写妇女的诗流传下来的有15首，这大概就是他“有文无行、名陷轻薄”的原因之一吧。但是他的这些诗未必都“浮艳”，就拿前面提到的崔颢给李邕的那首献诗《王家少妇》来说，最后一句“度日不成妆”就恰好说明这些妇女虽然锦衣玉食、斗草戏乐，却也饱含怨忧和无奈，连妆都懒得化了。特别是他的《相逢行》中“女弟新承宠，诸兄近拜侯”句，明眼人一看便知崔颢影射的是杨贵妃及其从兄杨国忠。在贵妃得宠、杨氏窃柄弄权、位极人臣、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崔颢敢于指出来，并写出“人生今日得骄贵，谁道卢姬身细微”（见《卢姬篇》）“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见《长安道》）等针砭时弊、讽刺杨氏的诗篇，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如果我们不囿于古人的说教，全面地看待崔颢，应该说崔颢写妇女的诗篇，大多数内容还是健康的、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他写反映下层妇女生活的诗虽然不多，但他的《川上女》描写船家女的生活：“川上女，晚妆鲜，日落青渚试轻楫，汀长花满正回船，暮来浪起风转紧，自言此去横塘近，绿江无伴夜独行，独行心绪愁无尽。”还是写出了船女的思想感情，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令人感到非常亲切。2. 崔颢早期诗歌多写闺情，反映妇女生活；后赴边塞，所写边塞诗慷慨豪迈，诗风变为雄浑奔放。但崔颢诗最负盛名的则是《黄鹤楼》。相传这首诗为大诗人李白所倾服。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在《黄鹤楼》诗下注曰：“世传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也记载了李白登黄鹤楼，因见崔颢此诗，即“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当然，这个传说未必实有其事，计有功在注文的后面就表示了“恐不然”的怀疑。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在写法上与崔作确有相似之处。至于其《鹦鹉洲》诗：“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则不仅前四句格式酷似崔诗，而且全诗格调逼肖。宋元间方回的《瀛奎律髓》卷一指出：“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皆于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因而这首诗历来受到极高的称誉。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直至清人孙洙编选的颇有影响的《唐诗三百首》，还把崔颢的《黄鹤楼》放在“七言律诗”的首篇。

终未归隐汴州

崔颢，少年时代居住在河南开封。关于他离开河南老家，赴长安科考，得中进士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内注，“唐司勋员外郎崔颢开元十年进士”。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说他“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明正德十年刻《崔颢诗集》则注“开元十二年姚重晟下进士”。不论哪个说法正确，崔颢中进士时也不过是18岁～20岁。（据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的说法，他认为20岁左右中进士已很年轻，18岁左右未免小了一些，所以闻先生说崔颢的生年可上推至公元700年左右。这就是本文开头将崔颢生年704年打上？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崔颢最迟是20岁离开故乡汴州去长安赶考的，然后他在外地漫游20年，再到京都西安居官。而在故乡开封，除青少年时期外，时间是很短的。在他所遗的诗篇中，只有一篇是写他回乡的，《晚入汴水》：“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诗中第一句楚，指楚州。唐时楚州，治所在山阳，即今江苏淮安县。故由淮安回开封，始有溯汴水而上之说。）从诗意看，崔颢还是思念故乡，并有回乡归隐、急流勇退之意的。然终因他功名心切，仍然回到长安，死于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未得返回故里。这可能正是崔颢的故事在开封流传不多的主要原因。但作为开封人，在做大做好文化产业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对崔颢有一个全面、正确、恰当的认识，不应当因为其人格低下，就否定其成就。历史应给以适当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