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赏析 雅颂

雅颂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来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周颂"共三十一篇，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它们是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气氛，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它们用板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语言，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像颂扬武王灭商的"大武舞"乐章就在"周颂"中，即《武》、《桓》、《赉》等篇。从《乐记》的一些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这一舞蹈的大致情形。"周颂"中还有一部分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答谢神佑)的祭歌，其中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是我们了解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鲁颂"、"商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和宋国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其中除"鲁颂"的《泮水》和《閟宫》是臣下对国君的歌颂外，而其余的则都是宗庙的祭歌。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晚，在创作上受雅诗影响，文学技巧较之"周颂"有很大进步，但由于此时社会已不能和周初的繁荣景象相比，诗中所述实近于阿谀，前人说它"褒美失实......开西汉扬马先声"(《诗经原始》)，是指出了这些庙堂文学的实质的。

雅诗为什么有大小之分，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清代惠士奇《诗说》谓大小雅当以音乐来区别它们，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我们认为风、雅、颂既是根据音乐来分类，雅诗之分大小，当然与音乐有关。

"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少数篇章，和"周颂"一样，都是在周初社会景象比较繁荣的时期，适应统治阶级歌颂太平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是由于它们主要是统治阶级朝会宴飨时用的，不一定配合舞容歌唱，因此内容由单纯对祖先与神的颂扬，开始注意对社会生活，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与这种内容相适应，雅诗的篇幅加长了，并且分了章。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初的雅诗中，除极力宣扬神权、君权至上外，还常常含有教训规谏的意思，《文王》("大雅")说："天命靡常"。又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都是正面教训统治者不要重蹈殷纣王的覆辙，这与《尚书·无逸》等篇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主题与《良耜》等相同，但像《甫田》中："掉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和《大田》中"彼有不获稺，此有不敛（禾齐）；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等诗句，则较为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悬殊的生活状况。

更能体现雅诗重视社会生活描写这一特点的，是"大雅"中《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诗，它们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这些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总的说来，它们没有后世叙事诗那样动人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但有些片段写的还相当生动，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像《生民》中描写后稷初生被弃不死的那一章：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诗人用简朴的语言，描写那充满神话色彩的后稷故事，颇为生动。《生民》中还写后稷小时就试种各种庄稼，而且生长的很好，在描写谷物成长时，连用了许多不同的形容词，显示出诗人掌握异常丰富的词汇以及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力。后稷相传是农业的发明者，诗人的这些描写反映了周人对这一传奇人物的热爱。《公刘》、《緜》描写了周人由邰至豳及由豳至歧两次迁移的情形，其中有一些劳动生活情景的描写，也有声有色，如《公刘》中写移民安居后，诗人连用了几个叠句："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就把那欢乐笑语的生活情景呈现在读者眼前。再如《緜》中把"百堵皆作"的劳动场面写得十分紧张热闹，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励劳动情绪的巨大的鼓声都压下去了。这三首歌颂祖先的乐歌，是周初王朝的史官和乐工利用人民口头的传说材料创造的，它把自己的祖先神圣化了，但其中也确实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热情，这也正是它动人的所在。《皇矣》写文王伐密、伐崇两次战争，《大明》写武王灭商，是紧承前三首的，所不同的是它们更接近于历史现实的记叙。

随着周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日趋腐朽。《湛露》("小雅")中说他们"厌厌夜饮，不醉无归"，《鱼丽》("小雅")一诗更描写了他们筵席的丰富和讲究。在《宾之初筵》("小雅")里，还具体描写了贵族宴饮的场面；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僊僊。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忄必忄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亻差亻差）。......

这里写了宴会开始时贵族们的彼此礼让，显得那么彬彬有礼，而酒醉后就狂态毕露。不管作者创作意图如何，客观上正好暴露了他们的放肆和虚伪。

"小雅"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深刻地反映了奴隶制向封建制为革的社会现实。这些雅诗的作者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由于他们在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本阶级的当权者的昏庸腐朽持有批判的态度，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因而使他们的创作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北山》的作者可能是一个下层的官吏，在诗中他把自己奔走四方的劳苦和朝廷显贵的悠闲生活作对比，表示了自己的愤慨。《十月之交》中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在当时人们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正告那些当权人物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是由于"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的缘故。他更大胆地把那些执政的小人名字都写了出来，指出他们和君王宠妃相勾结是天时不正、政治昏暗的根本原因。《正月》也是从天时示警写起，抒发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而篇中"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等诗句，更十分深刻地概括了那个时代人民是处在怎样残酷的环境下生活的。《小弁》、《巷伯》表达了正直无辜的人遭受迫害的愁思和愤慨。"大雅"中《荡》、《抑》、《瞻印》、《召旻》等篇的作者的社会地位可能较高，但面对着"今也日蹙国百里"的现实和"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召旻》)的自身遭遇，也不能不感到忧心殷殷，因此他们向最高统治者敲起了警钟："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荡》)，并要求他"无忝皇祖，式救尔后"(《瞻(36页)》)。这里诗人尽管是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但他们对昏君佞臣的斥责，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仍有一定意义。

这时期的雅诗较周初的颂诗和雅诗在艺术上有很大进步，它们的篇幅都比较大，句法相当 整齐，而语气通畅，没有颂诗那种板滞沉重的毛病。特别是由于受了民歌的影响，有些诗有很好的起兴，有些诗比喻生动鲜明。这时期的雅诗也没有周初颂诗和雅诗那种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单纯叙事的特点，而偏重于抒情，即使在叙事中也带有较多的抒情成分，有较强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采薇》("小雅")最后一章：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人把抒情融化到景物的描绘中，把征夫久役将归的又悲又喜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那么生动真切。再如《大东》("小雅")更把东方诸侯各国人民困于沉重赋役的满腔愤怒借天上星宿的形象很好地抒发出来，诗人抱怨它们的有名无实，不仅无助于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好像在帮助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掠夺。在西周后期的雅诗中，还有少数劳动人民的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均见"小雅")，它们揭露了统治阶级奴役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愤慨，都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更值得重视。

战国作家作品

战国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在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中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