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赏析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赏析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韩愈（768－842），字退之，唐代大文学家，中唐文章革新运动的主将。他的文章最受后人推崇，常和杜甫的诗相提并论；他的诗，想象奇特，气势雄伟，追求散文化的语言风格。韩愈还以爱护人才著名，诗人李贺、贾岛，都受过他的赏识和教益。  

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送给张籍。呈，送给，恭敬语；诗人张籍（约767－830），在兄弟中排行十八，当时任沙沙部员外郎。  

①天街――京城（长安）的街道。  

③酥――用牛羊奶制成的油。  

④最是――正是。  

⑤处――时候，只在诗词里才这样用。  

⑤绝胜――远远胜过。  

这首小诗，赞美京城长安的早春景色。  

蒙蒙细雨洒落在长安的大街上。这轻柔细润、酥油一般的小雨，悄悄地提醒人们：春天来了。当你放眼向郊外远望的时候，山坡上，原野间，到处是一片片和新绿⑴一量你兴冲冲地赶到近前，想好好观赏一番，那绿色却反而消失了，不见了――草儿虽然开始返青了，但毕竟还太小、太嫩呢。诗的前两句写细润如酥的小雨，写似有若无的草色，都是早春时节特有的景象，体现着诗人取材的典型了观察的精微。  

后两句，诗人满怀激情地赞叹说：这正是一年里春光最好的时节，远元胜过那烟柳满城的晚春！是啊，早春，这是春天的开始，回黄转绿，生机勃勃，哪个时节能在人们心中唤起这么多的希望呢？所以，早春是一年最美好的时节，就像清晨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刻，童年是一生最美好的年华一样。  

早春，万物新生的早春，欣欣向荣的早春啊！ 

解说：  

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十八，故称“张十八”。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原来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全篇中绝妙佳句便是那“草色遥看近却无”了。试想：早春二月，在北方，当树梢上、屋檐下都还挂着冰凌儿的时候，春在何处？连影儿也不见。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你瞧吧，春来了。雨脚儿轻轻地走过大地，留下了春的印迹，那就是最初的春草芽儿冒出来了，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人们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你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象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饱蘸水分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远远望去，再象也没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皇城中的街道）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酥就是奶油。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还能不新吗？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还能不美吗？  

临了，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柔嫩饱含水分，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呢？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人喜爱了。象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物以稀为贵”，早春时节的春草之色也是很娇贵的。“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韩愈《春雪》）。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这一些些轻淡的绿，是当时大地唯一的装饰；可是到了晚春则“草树知春不久归”（韩愈《晚春》），这时那怕柳条儿绿得再好，人们也无心看，因为已缺乏那一种新鲜感。 

所以，诗人就在第三句转折时提醒说：“最是一年春好处。”是呀，一年之计在于春，而春天的最好处却又在早春。 

这首诗咏早春，能摄早春之魂，给读者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钱仲联 徐永端 选自《唐诗鉴赏大辞典》） 

其他解说 

触景感世  

【导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心人总是触景感世，并能一叶知秋。所感之世，多是历史的脉动；所知之秋，不乏社会的时事。感怀者必是心有所系，知秋者总会事有所忧。故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若非大贤笃志，孰能如此？也只有平时感时忧国者，才有不同常人的眼光，不同常人的见识，才能在花草、车马、时曲、习俗之中，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体会出政治得失和时事迁变的大道理。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唐 ·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注释】张十八员外：指张籍。张曾任水部员外郎，排行十八。天街：京城街道。润如酥：形容初春细雨如奶油样的滋润。“最是”二句：言春之好处正在此时，绝对胜于烟柳全盛时。皇都，京城。  

【会心一悟】写出了早春和盛春的不同景象。更重要的是，体会和认识春天，不必等到“烟柳满皇都”之后，要善于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候就去感悟它，了解它，把握它。说早春的“草色”，可以“遥看”却难近视，蕴含了世间许多事物的普遍规律。有的事，朦胧地看似乎是有的，一叫真去看细部却又说不清楚了。到底是有还是无呢？全在看者的眼光和见识了。看待社会形势，何尝不是如此。（选自《唐风宋韵新吟》 作者 陈晋 中央文献出版社） 

韩愈主要成就

文学

韩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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