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赏析

争臣论

唐代：韩愈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译文二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吗?他学识渊博，广见多闻，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易经·蛊卦》的“上九”中说：“不愿侍奉王侯，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中又这么说：“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就像《蛊卦》的“上九”爻说的那样，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说的，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却把不侍奉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此种志向不当效法，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不能算是不长久了；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啊；问他有多少俸禄，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问他朝政情况，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不能称职就该离去；有进言任务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贫，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当个守门、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总是说“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总是说“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难道可以吗?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通过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所以，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中说：“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就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说：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韩愈回答说：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那他可谓更糊涂了。进去为君主献策，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那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间，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为谏议大夫，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奉行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刚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束好腰带，挽起发髻，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使他们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况且阳先生的想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韩愈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经世致用，普济天下。勤恳努力，终身不懈，到死才罢休。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国时，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就离家了。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耳目对人来说，耳管听，眼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人贤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贤的身体。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确实是贤人，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而怜悯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做正直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您大概也听说过吧?韩愈说：君子有官位，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未得到官位，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并不是自以为正直而强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东西。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未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欢在乱国直言不讳，所以被杀。《国语》上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注释

①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进行规劝。阳城（736—805）：原隐居中条山（今山西南部），788年（贞元四年），唐德宗召为谏议大夫。《旧唐书·阳城传》载，阳城就任谏议大夫之后，其他谏官纷纷论事，细碎的问题都上达到皇帝那里。阳城则与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饮，人们猜不着他的意图。及贞元十一年。德宗听信谗言，要处分贤相陆贽，任命奸佞裴贤龄为相，阳城拼死极谏，使事态有所改变，他则受到贬谪。

②晋：周时古国名，辖境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鄙：边境。

③熏：熏陶，影响。

④大臣：指李泌。《顺宗实录》载，德宗贞元三年六月，李泌为相，次年举阳城为谏议大夫。

⑤阳子：即阳城。

⑥本句引文见《易》的《恒》卦：“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思是说，永远保持一种行为的准则，对妇人来说是好事，对男子来说并不是好事。据封建礼义，妇人应该从一夫而终身，而男子应该因事制宜，有应变能力，不可一味顺从。

⑦上九：《周易》每卦有六条爻辞，“上九”和下文的“六二”都是爻的名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蛊卦》的上九爻辞，即隐居不仕之意。

⑧王臣蹇蹇（jiǎn），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不避艰难，辅助国君，是由于他能不顾自身的缘故。蹇蹇，尽忠的样子。匪，通“非”。躬：自身。

⑨蹈：践，此处为履行、实行之意。旷：空缺。越、秦：周时两个诸侯国，相隔很远，越在东方，今浙江一带。秦在西北，今陕西一带。下大夫：周时的职级名，列国的国卿。唐制，谏议大夫称为正五品，年俸二百石，秩品相当于古代的下大夫。“有官守者”四句：出自《孟子·公孙丑下》。禄仕：为了俸禄而出仕。“仕不为贫”二句：见《孟子·万章下》。意为仕宦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救贫，但有时为了解脱贫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许的。“宜乎辞”二句：古人认为为了解决生活而出仕，即以官为业，不应居高位，取厚禄。抱关：守关门。击柝（tuò）：打更。委吏：古代掌管粮食的小官。乘田：古官名。春秋时鲁国主管畜牧的小官。会计：管理财、物及出纳事。章章：显明的样子。

评析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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