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于襄阳书 赏析

与于襄阳书

唐代：韩愈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恭敬地把信呈给尚书阁下：读书人能够享有大名声，显扬于当代，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显达的前辈替他引荐的。读书人能够把他的美好德行流传下来，照耀后代的，也没有哪一个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后辈给他做继承人的。没有人给他引荐，即使有美好的才华也不会显扬；没有人作继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业、德行也不会流传。这两种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难道是居于上位的人中没有可以攀援的人，居于下位的人中没有值得举荐的人吗？为什么他们互相等待那样殷切，而相逢的机会却那样少呢？其原因在于居于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华不肯巴结地位高的人请求引荐，居于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顾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学很高的人很多都为不得志而忧愁，地位高的人没有显耀的声誉。这两种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没有去求取，就不能说上面没有引荐人；没有向下寻找，就不能说下面没有可以举荐的人。我思考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没有敢把这句话说给别人听。

我从旁听说阁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识，行为方正做事实际，进退有度不随流俗，文武官员能量才任用。难道您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吗？然而没有听说过后辈有得到您的赏识和礼遇的，难道是您寻求而没能得到吗？还是您志在建功立业，而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也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呢？为什么应该听到您推荐人才的事却久久没有听到呢？

我虽然没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却不敢落后于一般人。阁下将要寻求的人才还没能找到吗？古人说过：“请从我郭隗开始。”我现在只为早晚的柴米和雇仆人的费用着急，这些不过费阁下一顿早饭的费用就足够了。如果您说：“我志在建功立业，办事一心想报答君主，虽然遇到了可以推荐的人才，还没有空闲来以礼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间那些拘谨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们告诉这些话，而胸怀坦白、才识卓越的人，又不听取我的话，那么就真的是我的命运很坏了！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过目，也足以了解我的志向所在。

韩愈诚惶诚恐，再拜。

注释

贞元十八年春，韩愈为四门博士。国子，即国子监，唐代最高学府，下分七馆：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四门博士，即四门馆教授。将仕郎，官阶，唐属从九品。守，任的意思。

负：仗侍。

休光：盛美的光辉，光华。

后进之士：后通显的人。为之后焉：做他们的歌颂者。

虽盛而不传：即使成就卓越却不会流传。

是二人：这两种人。相须：相待。这里是互相依赖的意思。

援：攀援。推：推举。

殷多、盛。这里引申作密切解。相遇：互相遇合。

负：仗恃。谄：讨好。

顾：照顾关怀。

戚戚：忧虑的样子。赫赫：威显的样子。

干之：求他。干，干谒。

闻于人：听说。⒁侧闻：从旁边听说，表示谦恭。

道方而事实：道德方正而工作讲求实际。

卷舒：卷缩舒展，这里是进退的意思。文武：具有文、武的才能的人。唯其所用：只在您来使用。其，你，第二人称。

遇知：受到赏识。获礼：得到尊敬。

恒：平常，普通。

隗kuí，郭隗，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招贤纳士，欲报齐国之仇，往见郭隗，郭隗说：“今王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

刍：读音chú，喂牲口的草。

解析

于襄阳名頔，字允元，河南洛阳人，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书为山东道节度使。由于做过襄阳大都督，故称于襄阳。公元801年（贞元十七年）秋冬之际，韩愈被任命署理国子临四门博士，正式在京师做官。博士职乃是闲官，地位不高，很难施展抱负，为此，他给于襄阳写信请求引荐。此信以士欲进身场名、建功业须前辈援引，而前辈之功业盛名又须有为的后继者为之传扬为论点，入情入理。

本文分为三段。第一段泛泛而谈“先达之士”应与“后进之士”。相为知遇的道理，这样，虽将对方捧为“负天下之望者”也不显得阿谀，虽标榜自己为“高材”也不显得狂妄。第二段以“侧闻”的形式赞誉对方，显得客观，这样，既便于自己表达，也使对方不觉得突兀而乐于接受。最后，在第三段中，用描述自己生活的窘迫状态来争取对方的同情，以求得侥幸任用的机会。本文的写法，虽给人以不卑不亢的感觉，但难免有仍有攀附权势之意。

于襄阳，名頔（dí），字允元。他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不久，他又自请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中唐以后，中央政府拿方镇无可奈何，唐德宗只好同意他当了襄州大都督。因为于是襄州长官，所以此书称他为于襄阳。据《旧唐书》卷一三《于頔传》载，于頔为人“横暴已甚”，却官运亨通，因而“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他任襄州刺史时“专有汉（水）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军法从事”；由于德宗姑息，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陵上威下为务”。这些情况韩愈也应当有所“侧闻”，可是此文多少还有为他迎合奉承之意。为了求官，不得不如此，韩愈此举难道又是张九成所谓“其文当如是，其心未必然”吗？

看来韩愈求官心切，文中也难免强词夺理，倒错逻辑。求官与上进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为求官而牵强附会、因果倒错就偏颇了。试问，韩愈最尊崇的圣人之一：孔子，一生未获任何君主重用，其光华难道不是照样永照后世吗？！圣贤与其后继的传承，与他们是否富贵、高官厚爵没有丝毫关系。圣贤的光辉来源于他们的思想，后辈的继承在于万众的认同才得以留传而永垂不朽！老子弃官仙游，《道德经》至今留传；庄子曳尾涂中，逍遥游何其逍遥！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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