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颂 赏析

子产不毁乡校颂

唐代：韩愈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开始执政的时候），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

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子产啊，执政的方式（难得）。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谁又具有子产之才）？我思慕古人。

注释

伊，句首语气词。侨，子产的名。

礼，指治国的礼法纲纪。

嚣嚣(xiāo xiāo)，喧哗的声音。侨，教，嚣，押韵。

这是“亦各言其志”的意思。《论语·先进》：“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维，语气词。否(pǐ)，恶。

弭(mǐ)，止。

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视，弭，矣，理，押韵。

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声望的人，让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行苇》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gǒu，黄耇，老人之称），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谤者，指批评国政的人。《国语·周语》载：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派卫巫监视批评他的人。最后国人忍无可忍，把他放逐出国。

是，指示代词，这个。

式，法式，榜样。

维，通“惟”。这两句是说只因子产没有遇到圣君，他的教化就只限于一个郑国。化，教化。

於虖，同“呜呼”。

四海（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只有君，没有臣（指称职的人臣）。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鉴赏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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