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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石处士序 赏析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浅见

《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由两人之间的问答,写出石处士其人

送石处士序

唐代:韩愈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免;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还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涂,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沫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昧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大人,做节度史三个月,向手下贤能的人们征求贤士。有人举荐石先生,乌大人说 :“石先生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居住在嵩邙山、瀍谷河之间,冬天一件皮衣,夏天一件麻布衣服;吃的吗,一天吃一 盆饭、一盘蔬菜。别人给他钱,就谢绝;请他一起出游,没有找借口拒绝的;劝他当官,便不理睬;坐的只有一间房间,左右全是图书。跟他谈道论理,辩论古今的事物的得失,评论人物的高下,事后成败与否,就如同河流决堤向下游奔流注入东海,就如同四匹马驾驶着轻车走熟路,而历史著名驾御高手王良、造父也与他不相上下啊,听了他的话就如同明烛高照一样地亮堂、就如同数目计算了一样清楚并且可以预卜未来。”乌大夫说:“石先生有志于隐居自在到老,不求于人,他肯为我来当官吗?”手下的人说:“大夫您文武全才忠孝具备,为国家求才,不是为自家私利。当今反寇聚集在恒地,敌军环视着边境,农田无法耕种没有收成,钱财粮草殆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回归中原运输的要道,治理的方略征讨的谋划,应该有适当的人来出谋划策。先生您仁义并且勇敢,如果凭仁义邀请他并坚决委以重任,他能有什么托词拒绝?”于是撰写邀请函,准备好车马和礼物,占卜选择好吉日交给使者,找到石先生的住处拜请他。

石先生没有告诉妻儿,没有与朋友商量,戴好帽子系好衣带正装接见客人,在家里拜受聘书和礼物。晚上就沐浴更衣,准备好行装,书籍装上马车,问清楚道路,与经常来往的朋友告别。清晨他们就全到了,在东门外布置好饯行仪式,酒过三巡 将要起身的时候,有人拿着酒杯说:“乌大夫的确能够凭义理选取人才,先生您的确按照道理给自己责任,决定去留。为先生 您饯行了。”有又人敬酒祝愿说:“凡是辞官上任离别相处又有什么长久不变的呢?惟有不变的是以道义作为依归。这就为先 生干杯。”又有人敬酒祝愿道:“愿先生让乌大夫不要改变初衷,不要为了自家富裕而使军队饥饿,不要(内心)甘愿忍受佞人而表面上尊敬正直人士,不要被谗言蒙昧,只听先生的,因此能有成就,确保天子的宠信和任命。”又有人祝愿道:“希望先生不要 在乌大夫那图谋利益,而为自身的私利方便图谋。”石先生起身拜谢道:“怎敢不日夜敬忠职守来做到遵从你们的祝愿和规劝!” 于是东都的人士,都知道乌大夫和石先生果然能够互相合作而有所成就。便各自做十二句的诗歌,让我为这做序。

译文二

河阳军节度使、御史大夫乌公,就任节度使后的第三个月,各僚属中的贤者访求人才。有人推荐石先生。乌公问:“石先生为人怎么样?”回答说:“石先生深居于嵩、邙两座山和瀍、谷两条水之间,冬天穿一件皮衣,夏天穿一件布衫,早晚用餐,只是一碗饭,一盘蔬菜。人家给他钱,他就谢绝;请他一道出去游玩,他从来借故推辞过;劝他出去做官,却总是不答应。从在一间屋子里,在左右两旁全是图书。同他谈论古今事情的正确与否,评论人物德才的高下,事情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话就好歇脚黄河决堤向东顷注那样滔滔不绝国就像四匹马驾着轻车走在熟悉的路上,而又是王良、造父那样的驾车高手在前后驾车。又好象用烛光照耀一样明察秋毫,像数理计算般分析精确,象龟甲占卜预见得准确灵验。”乌大夫说:“先后有隐居终老的心愿,没有什么要求别人,他肯为我而出山吗?”僚属说:“大夫您文武全才,忠孝兼备,为国家访求贤才,不是为自家谋私利。现在贼寇集结在恒州,军队往来环布在它的疆界周围,农民无法耕种收获,钱财均已用尽。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军队往来和物资运输的交通要道,无论政治措施还是军事谋略,都应有人帮助出主意。石先生仁爱并且勇敢,假如凭借大义去聘请并将重任委派给他,他还有什么话推辞呢?”于是乌大夫写好聘请的书信,备好马和礼品,选择好的日子将礼物交给使者,寻找到石先生的住处去聘请他。

石先生没告诉家人,也没同朋友商量,整好衣冠就出来会见客人,在屋里恭敬地接受了聘书和礼物。当天晚上就洗澡,准备行李,将好书籍,问清路上经过的地方,并向经常往来的朋友告别是。次日清晨,亲友们一起都来到东门外,为他设宴饯行。酒喝过三巡,石先生将要动身的时候,有人端酒杯说道:“乌大夫真正能以大义访求人才,石先生也真正能以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从而定夺自己的离去或者就职。这杯酒为先生您送别。”又斟了一杯酒祝愿说:“凡是隐居或做官,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定?只有道义为依归。我外务就用这杯酒向先生祝寿。”又斟了杯酒祝愿说:“希望乌大夫永远不要改变他的初衷,不去做那种专使自家富裕发财而让士兵缺乏军粮忍饥挨饿的事,不要内心喜爱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而只有表面上敬重正真之士,也不要被计好奉承的话所蒙蔽,只愿他听从石先生的意见,从而肾取得胜利,有营私利已的打算."石先生起身拜谢这番祝辞说:“我怎么敢不恭敬小心地从早到晚遵照诸位的祝愿劝告去做呢?因此,东都洛阳的人士全都料定乌大夫与石先生一定能密切配合而取得成功。于是大家各自作了一首六个韵脚十二句的诗,委托韩愈我写这篇序。

注释

①乌公:即乌重胤(761—827),张掖(今甘肃张掖)人。起初在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部下任都知兵马使。810年(元和五年)升河阳节度使。河阳军:唐时所置,治所在今河南孟县南。由于唐代的节度使的辖区也是军区,故称“军”。

②从事:汉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均自辟僚属,称为“从事”,到宋代废除。

③嵩:山名,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县北。邙:山名,在河南西部。瀍:水名,源出于洛阳市西北,入洛水。谷:水名,源出河南陕县东部,在洛阳西南与洛水会合。

④裘:皮衣服。葛:本是一种植物,古代用葛织布做夏衣。此处指粗布的衣服。

⑤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此称驾车的四马为“驷”。

⑥王良:春秋时晋国的善御者,传说为周穆王驾车。

⑦数计:算卜。龟卜:古人用火灼龟甲,依据裂纹以推测吉凶。

⑧寇聚于恒,师还其疆:唐元和四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叛乱,宪宗派吐突承璀统兵讨伐,未能成功。次年被迫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此处指受其威胁。恒:州名,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

⑨殚:尽。归输:运输军用物资。治法:治政之法。征谋:征战之谋。撰:写作。书词:书信

创作背景

本文作于810年。乌重胤于810年(元和五年)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乌上任不久即访问贤才,渴望共济国事。石洪为洛阳人,德高望重,颇具才略,一度为黄州录事参军,后归隐洛北十年之久。当乌氏以国之大事相邀,石洪便欣然出山就任其幕府参谋。东都人士作诗饯别,并请韩愈写序以赠之。

评析

《送石处士序》的主旨一为阐明石处士此次出仕不违初衷,为行其所当行;二为借此时机,对他作一些规诫,并且通过此事对节度使乌公也含蓄地有所规诫。韩愈主要就是在这两层上作文章。但从表面上看,文章却无处不在赞扬处士的“惟义之归”与乌公的“求士为国”,赞之正所以规之、励之也。文章的结构仅为两段:上段写乌公与从事讨论求贤之事,由两人之间的问答,写出石处士其人。笔法活络,控御自如。既赞处士之贤,同时也赞乌公之能知贤、求贤。双方的共同点在一个“义”字上,并以此“义”解众人对处士出仕之疑。下段写处士的应聘与众人的饯行。写其应聘之果,赴行之速,可以看出行事自有决断,与前面写其议论古今人物之当、料事成败之神颇能呼应,让我们感到此人果非常人。规劝处士与乌公的话,则通过送行者口中各各道出,委婉而得体。古文家笔法之妙,在于貌似自然地随物宛转,对材料似乎毫无取舍,而实际上极文心结构之能事。读韩愈文章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加深体会。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为何能力压苏轼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拯救了中华文明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一直以来,唐朝文豪韩愈在我们印象中都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他只是占了年代偏前的优势,才能压过北宋苏轼。其实,韩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伟大得多。

韩愈身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而韩愈最大的历史贡献,其实就是由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呼吁国家重视传统华夏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韩愈为何要做此事呢?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由于盛唐时期皇帝对于佛教文化宽容,此时的唐朝佛教力量已根深蒂固,已在各地建立佛教组织,推行佛家准则,已然尾大不掉。

许多人未曾认知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许多亚洲小国都是如此被佛教文化渗透,最终使国家宗教化,丧失文明传统。当时的唐宪宗已经想要将佛骨迎入皇宫,公开供奉,长安城至此已掀起信佛狂潮。而此时的韩愈,以远超时代的眼光,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公开批判这种荒唐的行为,并上书《谏迎佛骨表》,力劝唐宪宗万万不可让天下百姓被佛骨误导。

唐宪宗闻言怒不可遏,就要处死韩愈,后来被群臣劝阻,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而韩愈之后依然全力倡导“古文运动”,令佛教的扩张有所遏制。后来,唐武宗李炎继位后,国家经济已被佛教扩张弄得混乱不堪,朝廷终于认知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了著名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将妄图政教合一的佛教组织捣毁,也逐渐使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和善。

而北宋苏轼也对韩愈极为敬佩,曾在《百世师》对于韩愈极尽赞誉之词,也十分认同韩愈韩文公在文人中的地位。

韩愈其文其人

前几日,在阅读《韩愈传》的过程中,我拟了两句打油诗:“案牍劳形非赋诗,刀笔当学韩昌黎。”案牍劳形指公文材料写作之苦,典出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公门文人常被称为刀笔吏,刀笔特指写公文材料的文笔;韩昌黎即“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自称郡望昌黎,因而被称为韩昌黎,这个应该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的本意是说:写公文材料不是写诗、搞文学创作,文风应该向1200年前的韩愈学习。

韩愈为一代文宗,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后世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个评价无比之高,几乎是空前绝后。

那么韩愈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是个什么样子呢?托网络时代及当世发达出版业的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韩愈的著作去读。但也很不幸,当代中国人与文言文太疏离了,能通读文言文者百不存一,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文言文一概佶屈聱牙、文义晦涩,看起来都相差不多,很难从中体会出古文运动前后文风的本质转变。

我也不具备完全通读文言文的能力,无从细腻体会古文运动的开创性与真正独到处,但就其大端,有两点可以说说。

一是反对为形式而形式。从《诗经》、《离骚》发端,汉语文具有悠久的讲究排比、对仗等形式美与韵律美的传统。到西汉时期,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赋体正式确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体的美学内涵。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到东汉,再到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历经八个朝代,骈文横行,竟然发展到非四六句无以成文的地步。针对这一积弊,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反对堆砌辞藻,为四六句而四六句,提倡散行单句,自由行文,全面恢复秦汉时期“古文”的质朴文风,颇有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意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汉语文最终摆脱过分追求形式美的病态,回归到质朴健康的文风状态,韩愈居功至伟。

二是反对为文而文。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中唐之世,佛教、道教思想泛滥,儒学衰弱,面对全社会思想领域的乱象,韩愈振臂高呼,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护卫儒学正道的大旗,其为诗为文,大都不是为了诗文本身,而是为了阐明儒学思想主张,“卫道”、“弘道”的色彩十分浓重。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毕生追求。因此,苏轼才会说韩愈“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文学水准与思想高度非我辈普通人能及。但由其领军的古文运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公文材料写作中为求对仗排比而生拉硬拽甚至不惜生造词汇,以及内容无思想、无认识,为文而文等各种问题。如果说放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韩愈的为文主张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在专以办事为宗旨的公文材料写作领域,要克服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的问题,就太应该学习韩愈的为文之道了。这也正是我前文所述打油诗的由来。

清《古文观止》收有韩愈文26篇,包括《原道》、《师说》、《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等,其文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气势雄宏、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还有形式多变、自然质朴、造语精工等显著特点,足为万世之法。

那么,韩愈其人呢?

韩愈一生以卫道士自居,在其身上具有坚持真理、出言无忌等十分明显的文人品性。他一生两次被远贬、多次被降职,第一次被远贬阳山就是因为“鲠言无所忌”,祸从口出造成的。第二次被远贬则是因为直接和皇帝对着干。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一,唐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于宫中,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其时,韩愈52岁,任刑部侍郎,出于坚定的儒学信仰,上《论佛骨表》表示坚决反对,言辞十分激烈。唐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多亏众臣说情,韩愈才免除杀身之祸,被远贬为潮州刺史。时在病中、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因韩愈的这次被贬而死于遣逐途中,韩愈为其坚正耿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

韩愈的胆识胆色还表现于军事领域。在谏佛被贬的两年前,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担任行军司马(总参谋长),参与平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战役,有识有胆,多有建树。特别是在正式开战前,韩愈主动请缨,冒死前往敌我未明的汴州(今河南开封),争取了处于观望中的宣德节度使韩弘,一举消除了讨伐联军的后顾之忧,为平淮西战役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庆二年(822年),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袁州(今江西宜春)贬谪之地返回长安的韩愈,临危受命,千里走单骑,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定了镇州之乱,又一次表现了令人敬服的胆色与勇气。韩愈被苏轼誉为“勇夺三军之帅”,可以说是毫不夸张。

如此说来,韩愈很容易给人以勇毅果敢却也严肃刻板的无趣印象。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韩愈是一位非常温情的人。

韩愈的温情,有大量的交友逸事及相关唱和诗文为证,无需赘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讲感情”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不顾是非、刻意护短的地步。华阴县令柳涧是韩愈的粉丝,被上官弹劾问罪,韩愈全力为之辩护,结果证明柳涧确实有罪,韩愈灰头蒙面,最终落了个被问责降职(从职方员外郎降为国子博士)的结局。该事件被视为韩愈人生的一大污点,但能摊上韩愈这样一位“老大”,“小弟”们真是有福了。

韩愈性格中另一显明特点是爱激辩。不论是与友还是与敌,常常得理不饶人,不得理嘴上也不让人。想象韩老夫子动辙唾沫四溅、与人争辩不已的样子,心中不由就想发笑。令人发笑的还有,韩愈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时,年已五十三四岁,居然为老不尊,与年方二八的女弟子还闹了一出绯闻。

再就是韩愈的“好为人师”、“乐于汲引”。在年轻的时候,韩愈就热衷于向人“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爱好贯彻韩愈终生。身边有这样一位总是念念叨叨的“唐僧”,也够烦人的吧。好在他老人家勇于担当,“乐于汲引”,始终内举不避亲。在他的力荐下,许多韩门弟子得以身居要职或名闻天下,如孟郊、张籍、李翱等人,还包括贾岛、李贺等人都曾受过韩愈的指点和提携。凭此,一股围绕韩愈的势力在政坛和文坛形成,令天下人为之侧目。韩愈之名,举世皆闻,与其有一大帮死心塌地的拥趸是分不开的。

韩愈在“卫道”上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并非“一根筋”。他19岁进京参加科试,曾三度名落孙山,一直到25岁才登进士第。其间为求中式,他曾多方奔走于权贵之门,低声隐忍,甚至不惜交结宦官,与权阉俱文珍(刘贞亮)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韩愈因此被人讥为品德有污,由此说明的实际是韩愈为人处世并不迂腐。“弯得下腰,抬得起头”才是韩愈真正品格的写照。

韩愈被人诟病的还有“谀墓”。韩愈42岁任职东都洛阳后,开始大量地给人写墓志铭,最终成为墓志铭古今第一写手。韩愈名气大,润笔费一字千金。靠着给死人歌功颂德而大发其财,为历世的很多“清流”不齿。但以当代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发挥特长,能把自己的文字换成银子,并卖出好价钱,不也是一种本事吗?

无论如何,韩愈身上无数的矛盾表现,恰恰说明他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韩愈其文,高山仰止;韩愈其人,真实可感。斯人已逝,其遗泽光照千秋,当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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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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