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序 赏析

货殖列传序

两汉：司马迁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 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 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 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 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 “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已同“矣”。

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

眇：同“妙”。

道：同“导”。

旄： ，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

连，同“链”，铅矿石。

丹沙，同“丹砂”，矿 物名，俗称朱砂。

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玑：不圆的珠子。

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

旃：同“毡”。

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

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

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

辟，同“僻”。

原，同“源”。

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

至，犹言襁负而至。

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

壤壤，同“攘攘”。

编户，编入户口册。

影响与传播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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