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解读 《宋史·王霆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王霆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

原文:

王霆，字定叟，东阳人。霆少有奇气，试有司不偶，去就武举，嘉定四年，中绝伦异等。乔行简考艺别头，喜曰：“吾为朝廷得一帅才矣。” 

时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绥抚之镇江都统赵胜辟为计议官时李全寇盐城攻海陵胜出戍扬州属官多惮从行霆慨然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日！”至扬子桥，人言贼兵昨日在南门，去将安之，霆竟至南门，以帅宪之命董三城事。胜次第出城接战，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战，无一不利。夺贼壕，筑土城，焚城门，贼气为慑。 

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属于道，朝论以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驰至州，分遣间探，整饬战守之具，大战于谢令桥，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书来慰安之，以缗钱十万劳其军。知高邮军，流民邦杰聚众三千人为盗，霆剿其渠魁，余党悉散。时议出师，和者甚多，霆以为：“莫若遣间探觇敌情，如不得已然后行之；否则无故自荡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惨烈也。”诸军毕行，惟高邮迟之，境内赖以安全。由是与时迕，而谗者益众。 

执政期论边事，且谓朝廷即有齐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边守不宜临时更易，盍少需之。”乃撰《沿江等边志》一编上之。制置使董槐、邓泳交荐之，差知寿昌军，改蕲州，建学舍，祠忠臣。尝叹曰：“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于是贻书丞相杜范，乞瞰江审察形势，置三新城。不报。卒。(节选自《宋史•王霆传》，有删改) 

译文：

王霆，字定叟，东阳人。王霆少年时有才气，去有关部门应试没考上，就改考武举人。南宋嘉定四年，登武举绝伦异等。主考官乔行简考察他的技艺另行考试说：“我为朝廷得到一帅才！” 

当时潘甫等人起兵叛乱，事情刚平定，王霆因此加以安抚。镇江都统赵胜任用他为计议官，当时李全攻打盐城、海陵，赵胜出兵守扬州，属官们大多害怕随行，王霆激昂地说：“这难道是臣子逃避困难之日！”到了扬子桥，有人说敌兵昨天在南门，将其赶走就能安定，王霆竟然去南门，凭帅宪的命令主持三城事务。赵胜每次出城与敌人交战，王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共十八战，无一不胜。夺取敌人的壕沟，筑起土城，焚烧城门，敌人士气受到打击。 

北兵到达浮光，当地百姓奔逃，挤满道路，朝廷议论认为王霆可以去守那里，就任命他为光州知州。冒雪夜行，日夜兼程疾奔到光州，分别派遣探子，整治战守器具，与敌军大战于谢令桥，光州人于是安定。督府魏了翁写信来安慰他，用缗钱十万犒劳他的军队。任高邮知军，流民邦杰聚集民众三千人做盗贼，王霆剿灭他们的老大，余党全散了。当时计议出兵，应和者很多，王霆认为：“不若派遣探子侦查敌情，如果不得已再出兵；则，无故自己败坏根基，这样外兵没来而内部战乱先已严重。”各军全都出兵，只有高邮军迟到，境内依靠他得以安全。因为这个与时人意见不同，因而说他坏话的人更多了。 

执政者约他讨论边防事务，并说朝廷很快会有齐安郡的任命。王霆曰：“秋季防卫已经很急迫，边境守卫不宜临时改变，何不稍等一下。”就撰写《沿江等边志》一编上奏。制置使董槐、邓泳交相推荐他，差遣他任寿昌军知事，改任蕲州，修建学校，建立祠堂祭祀忠臣。曾经叹惜说：“两淮是屏障，大江是门户，三辅是堂屋。屏障不牢固那么门户就有危险，门户有危险那么堂屋怎么能够长久安定呢？”于是写信给丞相杜范，请求俯瞰长江，仔细察看地势，设置三座新城。没有回音。挂了。 

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对宋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

（1）政治方面,对外关系方面软弱.宋初皇帝用儒将治国,消除国内军事割据的隐患,造成了边防虚弱,对外交战屡战屡败.于是民众希望从其他方面强大.

（2）宋代兵制介绍.把具有实战能力的禁兵大部分放在京城而不是边防,造成了重文不重武的局面.

（3）经济情况介绍,繁荣,印刷业发达.使读万卷书成为可能,提高了学术水平.城市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化娱乐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可能性.

（4）考试制度变化.考试内容形式的变化,实行弥封制度,考试有严格的规定,人为因素减少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

（5）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文学鉴赏：浅谈宋代文学的发展，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新人耳目。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发展和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文学精神作为文学的灵魂是任何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确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其承续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演变。宋代文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说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学迥异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贴近现实。文学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提高。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张载还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这是明显的反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代文学会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宋代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会友"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阳货》所言诗歌"兴 、"观"、"群"、"怨"四大社会职能，"群"居其一。可见古人往往结成会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赵宋政权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处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　　

第三，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煅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齿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既是导致宋代文人党争的重要缘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革新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由此可见。新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动力，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既是宋人的价值形态，也是他们的审美态度，由唐进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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