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之成功何在？即此人多地广，在空间上民族单位开拓之大，举世莫比，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尤其是以自己独创之文化绵远其民族生命，在时间上历史悠久，举世所莫及，非其成功之可见者乎？正赖有此伟大悠久的根底，乃在近百年挫辱之后，卒有今天的复兴，不是吗？[详细]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详细]

梁漱溟的个人经历非常奇怪非常惊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当然不错；但要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奇人”或“思想叛逆”，可能更准确。因为他的一生，总是在与时代潮流或者说与时代主流较劲，当科举还是中国士大夫惟一进身之阶的时候，他去学什么ABC；当别人都要革清政府命的时候，他却说要保皇；当民国建立，共和实现时，他却要出家，却要学佛；当别人都说往西走，向西方学习时，他却说往东走，往西走的路不通。[详细]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从他的一生来看，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当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其到北京大学任教。且当时有传闻，之前梁欲考北大而不得；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详细]

在“五四”时期，梁氏坚守儒学立场，坚决反对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因此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过，虽然文化、思想观念全然相反，但政治观点上他与胡适等人却有相当共识，所以不仅成为胡适发起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著名宣言的十六位签署人之一，而且他还在胡适起草时积极提出修改意见。《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心思想是公众、尤其是“好人”应该积极参政，不能只满足于自己做“好人”，因为时下政治如此黑暗重要原因就在于“好人”不愿从政。[详细]

俄罗斯文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政治与哲学色彩很浓的文学”，19世纪黄金时代的文学常被视为“思想小说”，它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冷静到残酷笔触涉及的问题直到一百多年后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在俄国“思想小说”家中，两托（陀）被誉为站在“充满哲学意味文学世界的最前列”，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量诉诸心灵状态揭示心理内在的描述都充满了哲学思考[详细]

尼采的全部作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作品包括两部公开出版的著作——《肃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沉思》——以及一些未刊文稿。尽管尼采后来批评自己的早期作品掺杂了过多德国浪漫派的“青春忧伤”，但是，这些作品已经极为清晰地划定了他未来一生的工作。后期尼采“益发老辣、挑剔百倍”的眼光，并未否定青年尼采决意承担的使命。[详细]

作为20世纪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主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并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确立于一元论和相对论之间，从而构成了他的“自由多元主义”的建立。 然而，他所生活的60-70年代，正是冷战时期。美苏及其各自阵营的对立与抗衡、左翼激情的高涨、右翼对集权的警惕和恐惧，都促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式的对立思维模式十分盛行。[详细]

“卡夫卡是我一生最钟爱的作家之一。我15岁时第一次接触卡夫卡的作品《城堡》，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经典巨作，带给我极大的触动，卡夫卡在书中描绘的世界既真实又虚幻，将我的心灵和灵魂同时割裂成两部分。”[详细]

任卫东：卡夫卡的小说很多人会觉得太个人化，都是他主观的心理感受。但是我觉得，不是的。有评论家说过，整个二十世纪的作家，不管他们意识到没有，都受过卡夫卡的影响。如果卡夫卡的作品只是主观表达，那么他不会有这么广泛的读者群。卡夫卡虽然是个内向的人，但他并不是不关心周围世界，他只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些距离，这个距离能够让他更好地观察、冷静地思考他所处的世界。这也是所有严肃作家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没有这个距离是没办法进行创作的。[详细]

文学无疑是拯救卡夫卡最后的一根稻草。在一次次无疾而终的感情里，是写作救活了他。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字带来的神秘怪异的慰藉，也许有危险，也许是救赎”。[详细]

任卫东：卡夫卡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他内心非常孤独，但表现出来的为人处世并不是很怪异的。他的中小学同学就回忆说，如果你邀请他去参加活动，他一定会去参加，他不会败任何人的兴，但他绝对不会主动做什么。同事印象中他很平易近人，很体贴，会为别人着想。他也很在意自己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他每次出来都会把自己打扮得风度翩翩。他一方面会跟朋友抱怨内心的孤独，另一方面好玩的是，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孤独，孤独是他创作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所以他对孤独是一半享受一半难受。[详细]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作品很不好理解，作品中往往使用大量的象征、隐喻等手法，这使得作品具有模糊性与多义性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品进行阐述。以布罗德为的研究者将其作品看成是宗教寓意、宗教教义的阐释，认为只有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才能较确如其分的合乎他的作品的神秘性，才能做出较合理的、具体的阐释。卡发卡的宗教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卡夫卡以写作为精神救赎之路，默默传达着他的宗教信仰。[详细]

内容摘要：由于父亲专横、粗暴，卡夫卡一生都处在与父亲的矛盾對立中，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表现出一种“父亲情结”。研究卡夫卡的作品，从儿子与父亲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窥见到卡夫卡对父亲既依恋、敬佩又恐惧、屈从甚至控诉、反叛的复杂情感。[详细]

德国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曾这样描述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而卡夫卡则说，‘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详细]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店铺也曾以寒鸦来作店徽。熟悉卡夫卡作品的读者应该都了解，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以“K”指代（如《城堡》的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详细]

1. 卡夫卡的《变形记》在发表一个世纪后，仍被公认为是最伟大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说：“卡夫卡的这个故事是永远不可能被超越的，不会再有任何别的’变形’或者’蜕变’的故事可以超越《变形记》。”[详细]

很少有一个小说家像卡夫卡一样，在塑造作品的同时也塑造出自己的“神话”。卡夫卡的后世“公众形象”建立在他具有强烈自我投射倾向的作品以及成篇累牍的日记和书信之上，再辅之以读者的一知半解，以讹传讹。他的形象和个性被赋予了诸如此类的标签：偏执、脆弱、忧郁、妄想，强迫症和破坏欲交织的艺术家人格；被父权压制的“永远的儿子”；弱不禁风的肺痨患者；把文学作为一生志业，钟情于禁闭式写作的离群索居者……[详细]

卡夫卡与中国，卡夫卡与道家，仅凭一些只言片语就可以建构出某种新的解释学？这些散在的语句，只是作为辅助记录的语句，可以走向另一种新的文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详细]

每次读这首诗，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捷克作家卡夫卡，凑巧的是，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正是乌鸦的意思，卡夫卡的父亲，甚至把乌鸦当做自家店铺的门徽。[详细]

一个人在世界上碰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他所追求的目标越高，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因此要接受一个同样也在奋斗拼搏的人的帮助，绝不是一种耻辱，尽管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详细]

我在部队26年，我能体会这个。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详细]

《速求共眠》是阎连科五年来第一次真正出版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叫“阎连科”的知名作家，因为对名利、欲望的追逐，决定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叫《速求共眠》的电影，于是，真实的电影导演顾长卫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等人物，无一幸免都成为小说中被他拨弄的人物，那些在实际在生活中的一切非虚构，又都在故事中转化为不确定的可能。“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中，小说真正的主人翁李撞一家的命运，却在三十年余年的历史中，生存、演变、善美、邪恶，乃至“准确飘忽”。[详细]

张爱玲自许“国粹”,比较著名的一句是关于小提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这一句其实有一种微妙,似乎对小提琴的不喜欢是因为它揭开了人生的真相,使人坠入虚无,而胡琴则是挽回了生活的兴致,有点像中国人的“禅”,将极端的性质中和了。[详细]

林风眠病逝时，木心在《双重悲悼》中写道：“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这只毕生追求艺术理想的孤鸿，虽然早已经凭风而眠，但他留下清远的长鸣，将不断回荡在这世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