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適之《罢相》赏析

李適之《罢相》赏析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这是一首因事而写的讽刺诗。

李適之从天宝元年（742）至五载担任左相。他是皇室后裔，入相前长期担任刺史、都督的州职，是一位“以强干见称”的能臣干员。而他性情简率，不务苛细，待人随和，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又是一位分公私、别是非、宽严得当的长官。为相五年中，他与权奸李林甫“争权不协”，而与清流名臣韩朝宗、韦坚等交好，所以“时誉美之”。但他清醒了解朝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只自忠诚治理事务，不充诤臣，不为强者。因此，当他的友好韦坚等先后被李林甫诬陷构罪，他就“俱自不安，求为散职”。而在天宝五载，当他获准免去左相职务，改任清要的太子少保时，感到异常高兴而庆幸，“遽命亲故欢会”，并写了这首诗。

就诗而论，表现曲折，但诗旨可知，含讥刺，有机趣，允称佳作。作者要求罢相，原为畏惧权奸，躲避斗争，远祸求安。而今如愿以偿，自感庆幸。倘使诗里直截把这样的心情写出来，势必更加得罪李林甫。所以作者设遁辞，用隐喻，曲折表达。“避贤”是成语，意思是给贤者让路。“乐圣”是双关语，“圣”即圣人，但这里兼用两个代称，一是唐人称皇帝为“圣人”，二是沿用曹操的臣僚的隐语，称清酒为“圣人”。所以“乐圣”的意思是说，使皇帝乐意，而自己也爱喝酒。诗的开头两句的意思是说，自己的相职一罢免，皇帝乐意我给贤者让了路，我也乐意自己尽可喝酒了，公私两便，君臣皆乐，值得庆贺，那就举杯吧。显然，把惧奸说成“避贤”，误国说成“乐圣”，反话正说，曲折双关，虽然知情者、明眼人一读便知，也不失机智俏皮，但终究是弱者的讥刺，有难言的苦衷，针砭不力，反而示弱。所以作者在后两句机智地巧作加强。

前两句说明设宴庆贺罢相的理由，后两句是关心亲故来赴宴的情况。这在结构上顺理成章，而用口语写问话，也生动有趣。但宴庆罢相，事已异常；所设理由，又属遁词；而实际处境，则是权奸弄权，恐怖高压。因此，尽管李適之平素“夜则宴赏”，天天请宾客喝酒，但“今朝几个来”，确乎是个问题。宴请的是亲故宾客，大多是知情者，懂得这次赴宴可能得罪李林甫，惹来祸害。敢来赴宴，便见出胆识，不怕风险。这对亲故是考验，于作者为慰勉，向权奸则为示威，甚至还意味着嘲弄至尊。倘使这二句真如字面意思，只是庆贺君臣皆乐的罢相，则亲故常客自然也乐意来喝这杯酒，主人无须顾虑来者不多而发这一问。所以这一问便突兀，显出异常，从而暗示了宴庆罢相的真实原因和性质，使上两句闪烁不定的遁辞反语变得倾向明显，令有心人一读便知。作者以俚语直白写这一问，不止故作滑稽，更有加强讥刺的用意。

由于使用反语、双关语和俚语，这诗蒙有插科打诨的打油诗格调，因而前人有嫌它过显不雅的，也有说它怨意不深的。总之是认为它并未见佳。但杜甫《饮中八仙歌》写到李適之时却特地称引此诗，有“衔杯乐圣称避贤”句，可算知音。而这诗得能传诵至今，更重要的原因在事不在诗。由于这诗，李適之在罢相后被认为与韦坚等相善，诬陷株连，被贬后自杀。因而这诗便更为著名。

李适之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神龙元年，唐中宗发动神龙政变，光复唐朝，史称孝和中兴。鉴于武则天屠杀李唐宗室殆尽，开始优渥提拔高祖太宗高宗的子孙后代，不断提高皇室影响力。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前太子李承乾的孙子，李适之开始进入仕途。起家授朝散大夫、尚衣奉御，出摄金州别驾。为按察使毕构推荐，迁湖州别驾，授为右卫郎将，迁武陵太守，转唐州、通州、梓州刺史，拜秦州都督、陕州刺史，河南尹。治政宽和，深受属下爱戴。

拜相封爵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鉴于谷水、洛水年年泛滥，耗费民力，遂命李适之修筑堤防。河南尹李适之动用内库钱财，修筑上阳、积翠、月陂三大堤防，成功抵御谷洛水患。唐玄宗大喜，为李适之勒石记功，并让永王李璘书写碑文，令皇太子李瑛题写碑额，拜李适之为御史大夫。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出任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代理节度观察事务，立功边陲。上疏皇帝，请求将祖父李承乾与父亲李象归葬于昭陵。唐玄宗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李象为会稽都督、郇国公，追赠他的伯父李厥、兄长等人。不久，拜为刑部尚书，兼任亚相。

天宝元年（742年），左相牛仙客去世。李适之接任左相，兼任兵部尚书、弘文馆学士，授上柱国、光禄大夫，封渭源县开国公。

罢相遭贬

李适之拜相后，与中书令李林甫争权。但因性情粗疏，时常进入李林甫的圈套。李林甫曾对李适之道：“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富国，皇帝还不知道。”李适之便在一日上朝时，将华山金矿奏知唐玄宗，唐玄宗询问李林甫，答道：“臣早就知道！但是，华山是陛下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凿，臣便没有提及。”唐玄宗便认为李适之虑事不周，对他道：“以后奏事时，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从此，李适之不得上宠，渐被疏远。

不久，与李适之交好的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等人先后遭到李林甫的中伤构陷，全部贬官流放。李适之惊惧不安，便上疏请求改任散职。天宝五年（746年），罢去相位，改授太子少保。 [2] 

此后，李适之欣然不已，自以为可以避免灾祸。宴请亲朋，于席间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同年七月，李林甫上疏朝廷，弹劾李适之与韦坚结为朋党，勾结废太子李渶。因此。韦坚流放临封（今属广州），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

服毒自尽

天宝六年（747年），御史罗希奭奉李林甫之命，将韦坚、裴敦复、李邕等人害死于贬所。各地官员闻听罗希奭之名，无不恐惶惊骇。不久，罗希奭前往宜春郡。李适之惊惧之下，服毒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