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赞 赏析

五帝本纪赞

两汉：司马迁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注释

《尚书》：即《书经》，简称《书》，我国最早的史书，是有关尧、舜、禹史事和商、周帝王言论及文告的历史文献汇编。

百家：《汉书》卷三?《艺文志》记载有《百家》篇三十九卷。一说为诸子百家。

雅：正确。驯：通“训”，准则。事有所依，文辞又美，也就是有规范的意思。

荐绅：即缙绅，有官职或作过官的人。缙：插；绅，大带。古时官员腰系大带，上插笏版（上朝用的记事手板）。

《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这两篇文章。

空峒：山名，传说是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峒，音tóng。

指《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上古文字写成的典籍。

顾弟：只不过。弟，同“第”。

见：音xiàn，通“现”。表见：记载。虚：虚妄。

书缺有间：《尚书》缺亡，空白很多。

轶：音yì，通“佚”，散失。

评析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而《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而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而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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